在乡村咖啡馆和刘强东发小聊天

Posted by bubeidarao on 十一月 17, 2012

刘强东先生的祖父安葬在乡村土路的一旁。小路一侧是河流,另一侧是稻田。收割的季节里,村民们无数次地穿行在这条土路上,为家庭带回收获。它也是村民们默认的长眠之所,从距离村庄几百米的地方开始,坟茔沿着土路顺次排布。

为了搞清楚刘强东从出生到离开家乡读书之前是个什么样的人,此刻我站在宿迁来龙镇花园村,看到他先祖沉睡于怎样的地方,发现他曾经读书的学校仍然尘土飞扬,也认识了他的童年好友李江。李江现在是花园村党支部书记,他在宿迁市一家装饰品味三流的咖啡馆里跟我讲述了他所了解的刘强东的故事。

李江牢牢记得小升初的考试(全镇19个小学一起排名,刘强东考了第一,李江十四,前十五名都能上台领奖),并认为那是他和刘强东在小学时代最重要的记忆。刘强东也许并不把它看得这么重,李江之所以喜欢这个回忆,大概是因为他再也没有机会和好友站在同一个领奖台上。

初中时代,李江发现自己的智力无法和刘强东匹敌,他甚至无法胜任课程,英文很差,并且为走读生和住校生的区别而自卑。当时,刘强东是最优秀的学生,能够获得老师的宠爱,并且随心所欲地选择朋友,喜欢和差生、穷困家庭学生来往。一句话,刘强东比同年级的所有城里孩子和农村孩子都更优秀。

优秀和笨拙以外,他们同样的特点是穷,都是来龙初中的第一届学生,学校穷得四周没墙头,一年吃不上几次肉。镇上只有两条街道,直到2010年,才有一个张家港商人来这里修建了一条七八百米长的商业步行街。

刘强东在镇上读书的时候,孩子们的主要活动区域是那些纵横阡陌的河流,他们懂得给家里讨生活,逮到泥鳅、龙虾就拿上街卖。

“一个人能抓多少?你抓一斤去卖人家不会出太高的价钱。刘强东也就十三、四岁,他把大家的泥鳅、龙虾收集起来统一拿去卖,卖完钱以后回来一个个分配,”李江回忆道,“大家肯定乐意交给他,为什么?分配到的钱,比自己一斤斤拿去卖的价钱高嘛。”

李江认为刘强东的种种天资都胜过自己,甚至在后来已经不是同学之后,他仍然听说了刘强东在宿迁中学展露的化学天赋,以及耀眼的高考成绩。

李江的赞美背后隐藏着自卑,他决定放弃升学这条道路。刘强东则做出另一种决定,他放弃中专,立志非北京上海学校不读,这个决定得到了家人的支持,他有一个强势而重视子女教育的母亲。

曾经住了刘强东一家四口的小院,如今大门紧锁。邻居们说刘强东的父母都去宿迁享福了,甚至还知道“刘强东的舅和小姨都去别墅看大门了。”他们打着牌,轻描淡写地指出了刘家父母当年的远见:“家里使船,挣几个钱都供孩子读书了,家里两个孩子都读了大学。”

刘强东的升学方向也许还受到了一碗红烧牛肉的影响。他有一个在镇政府食堂上班的亲戚,因为这个,刘强东得以搬出初中的住校生宿舍。他酷爱镇政府食堂的红烧牛肉,直到功成名就之后,回乡仍然会吃这个菜。

放弃升学的李江则决定去河南登封习武,他憧憬《少林寺》所描述的生活,认为习武可以帮助自己的家庭在农村不受欺负。

三年过后。

刘强东高考成绩全宿迁第一,副县长亲自送大红花进家,刘家连放三天电影。李江从电话里听说这个消息,他为兄弟高兴,然后收拾手脸,准备上场比武——当时他人在郑州,正要进行一场名不见经传的小型散打比赛。

铜锣敲响,比赛开始。刘强东在大学里开始创业,经历过失败,也经历过下属的背叛,但并未因此止步。相比之下,李江的抗打击能力要弱得多。他被介绍到湖南某学校当实习教练,但时运不济,值班时出了校园斗殴事故,他毫无悬念地被开除。

此时,李江已经不是一个散打运动员,也不太可能再获得武术上的成就和突破,他找不到固定工作,只能以代课为生,一小时二十元。在此过程中,李江听说了刘强东的创业失败,这位老同学深刻地理解刘强东:“失败对刘强东自己来说其实没什么,主要是对不起父母,亏的二十多万是他家父母的积蓄”。

李江预言,刘强东必然会继续创业并且取得成功,但他对自己可没有这样的自信。1998年,李江从湖南回到老家,放弃和武术有关的所有梦想——他在外漂泊十年,最后要靠老父亲卖面子、送礼、托关系成为供电所里的临时工。名为稽查,其实是因为农村偷电泛滥,要借他的身手去震慑小偷。

这一定不是李江当初习武的期待,但他必须接受这份一个月一百元的工作。父亲对闯荡江湖失败而归的儿子没有任何责备,他说:家里不需要你负担任何金钱,你只需要进步。李江又捧起初三时被他放弃的书本,争取到了电力学校的进修机会——他就是还有三年读书的命,当年逃跑了,现在接上了。

李江见到刘强东和他的女友龚小京也是在这个时期。龚小京对于刘强东而言太重要了,对于京东而言太重要了,她的名字就是“京东”的“京”字出处。在这对恋人分手之后,没有人采访得到龚小京,她的名字在网络上被误传为“罗小京”。

李江记忆里的龚小京和春节紧密相关,那是北漂通常会带着爱人回家的时间,对于农村子弟而言,见父母也就是结婚的前奏。李江看到刘强东和龚小京的感情非常好,这个女性很能干,也非常强势,总之不是李江经常能接触到的那类女孩。李江对龚小京印象不错。

这一年,李江自己也在进步,他转正了,月工资涨到1500元。但这对于他和刘强东而言都不是一个可以停止折腾的时间,刘强东和女友分手、创业遭遇非典、开辟网上销售模式成功,李江卖牛奶赔个底掉、卖方便面和瓜子获得小小的商业成功。

讲到方便面的销售故事时,李江特别激动,因为这和供电所的工作不一样,它代表着李江的努力奋斗和不甘现状。他甚至有点害羞地说,自己的销售创新和刘强东卖电器的方式有点像——这是讲述了那场小升初考试之后,李江第二次把自己和老同学放在一个相提并论的位置上。

2004年,刘强东的生意上路了,老家不少孩子、亲戚都去帮忙。有一次刘强东回家,李江跟他聊天,说:“北京可不是一般的地方,你把这些人带过去你能给他养活吗?”刘强东回他一句:不能养活我叫他过去干嘛?我赚钱给他吃啊?

2009年,李江回老家当村支书,是一个介于土地和公务员之间的角色。刘强东的生活关键词是互联网、电商、北京,他在京东推行早会制度,每天早上8点半开会,大概20分钟到40分钟,部门经理以上员工必须参加,除了有约或出差,刘强东都会准时出现在会议室,风雨无阻。很像他的母亲——李江说——刘母不识字,但擅长讲理,农村孩子都顽皮,但刘母不打孩子,也不当场论对错,只是把孩子带回家讲道理,她还有一个习惯:生活特别有规律,今天的事绝不拖到明天。

2011年,某天晚上,刘强东给李江打电话,先是聊一些闲事,最后就问老家怎么样。“老家不如苏南,还能怎样?”李江回答。这里还像他们小时候那样,一年种两季稻,农民没有其他收入,李江又补充:“发展思路是清晰的,但是没后援”。

几年之后,李江老实承认:“当时我说‘没后援’,其实话里有话,意思就是你能不能为老家做点什么。”

少年习武的痕迹依然遗留在这个中年人身上,他身形瘦削,开一部白色SUV,用苹果手机,车里还弥漫着淡淡的男士香水气息,怎么看都不像一个村干部。但就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李江露出了狡黠的笑容,这一刻,他太像一位村党支部书记了。

刘强东让李江去镇里问问,这里的土地能不能种有机水稻,当时李江还不知道什么是“有机”,刘强东解释了一通,说是不打农药、不施化肥。李江一下子就喊起来了:“不打农药怎么长东西?”

话虽如此,李江乐了整整一晚,最后一百多亩的水稻栽下去,刚拔完草刘强东就来了,第二年4月份又来,他们一起在稻田里合影。 “这小子当时还不放心,他怕我们下农药,最后来看,发现地里长的全是草,放心了。我就跟他说,这一块我压力比你大,京东现在名气那么大,一旦大米真的出现问题,那不是水稻的问题、大米的问题而是京东的名声问题。他说:有这个想法是正确的,你知道就行。”

刘强东的这句话已经相当接近于老板对下属说话的口气了,他说“你有这个想法是正确的,你知道就行。”但我面前的讲述者、这个村支书、这个四十岁的男人已经进入了相当激动的讲述状态。最开始回忆小学故事的时候,李江用“刘强东刘总”来称呼刘强东,现在,直接喊他“这小子”。

李江不认为他在替刘强东打工,他视刘强东为朋友,称为兄弟,但也承认“刘强东让我很有底气”。2012年8月14日,刘强东在微博上发起价格战的时候,李江正在和宿迁的一些领导吃饭,大家纷纷刷手机,各抒己见。饭局上李江力挺刘强东,可以想像,他一定有几分“官方发言人”的神采。“这个年纪,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压力,也不是工作。我们互相发短信的时候,有时候我发给他,有时候他发给我。反正最后都说一句:祝安康。”李江翻看着手机。

聊完刘强东的少年故事,李江说,可惜你这次来的时间太短,没机会带你去看看骆马湖。

骆马湖,那是刘强东和李江的祖辈生活过的地方,他们的家族曾行船为生,做湖面上的生意。1958年,骆马湖兴建水库,两家人在同一个时间被迁居到来龙镇长安村,后来,两个孩子都就读于长安小学,再往后,长安村被改名为花园村。这个村庄之所以被命名为“长安”,是因为它位处苏北平原,饱经战火。这里的人曾经只渴望安宁。

黑漆漆夜晚的来访者 1

Posted by bubeidarao on 十月 22, 2012

“祖容就是她画的”。母亲在黑漆漆的房子里介绍道。
堂屋里仅剩电视的光线,我知道他们喜欢不那么强的灯光,但不至于这样,这样是因为她太累了,从早晨到现在已经接待了五拨客人,又洗又烧又涮。
在黑漆漆的堂屋里,电视机的光线忽闪着,我看见一个非常瘦弱,看起来“周笔畅”范儿的孩子。我一时之间不能确认那是不是女孩,过了一会儿,我留心看她的手,非常纤细,于是我确认这是个女孩。她的侧脸线条很好看。
很难想象,那两幅祖先画像就是由她绘制的。于是我问她在什么学校就读,中央美院吗?
不,中国美院,在杭州。女孩迅速答道,她对母亲说:“你在博客上对我的介绍有点儿错误,不是中央美院,是中国美院”。
“没人会在乎的,没事的。”母亲说。
然后她开始向这个女孩介绍我去北京工作的经过:“为了筹办2008奥运会——的报道,要去组建一个团队”。
她在“奥运会”和“的报道”之间加了一个停顿,我胆战心惊地听着,感觉到一种和自己完全不吻合的荣誉危险地擦身而过。这大概也是母亲所说的那类“没有人会在乎”的错误描述,事实上,我去北京完全和奥运会没有关系。她问我能不能用方言交谈,其实我完全可以这么做,但不知道为什么,觉得不太能够和她用方言交谈。
我问了她的专业,以及她的打算。我们聊了聊798、画展、草场地之类的。你看,我的预见是对的,这些内容如何使用方言交谈呢?
父母看起来都太疲倦,我技巧地暗示这位小客人该离开了。离开的时候我才知道,她就是村里那个唯一的卖电视机的人家的孩子。她离开了,外边的路黑漆漆的。我感到抱歉,不能更好地招待她,但也只能如此了。
回到家,我困倦地说:“刚才那个女孩……”
母亲打断我的话:“那是个男孩。”

碧山共同体:头脑中的乌托邦

Posted by bubeidarao on 十月 15, 2012

乌托邦不是个好词,经常意味着“天真的”,“不可能的”,“幻想”。全社会都拼命向上,全资源都向城市集中,整个国家的所有阶层都感受到“比追赶超”的巨大压力,这个关口,谁退向田园,很容易被认为是逃避者或是天真汉。坦承自己的“无政府主义”立场,企图建立一个叫做“碧山共同体”的乡村乌托邦,这样的想法容易招致怀疑。

欧宁告诉我,关于“碧山共同体”,在黟县和当地县委书记谈的很顺利,在成都,因为这里有“城乡统筹”的政治任务,政府甚至主动表态支持和欢迎,“当然,我也还没有给他们说很细的东西,主要是说知识分子返乡参与建设。”

点燃这个计划的第一个火花,来自于欧宁在2004年对晏阳初著作生平的了解和接触。

晏阳初,1930年赫赫有名的教育家,研究平民教育,和陶行知并称为“南陶北晏”。晏阳初在河北定县做了很多实事,研究知识分子下乡能做什么,如何加入乡村建设。直到今天,定县受农民欢迎的经济作物,还是晏阳初在上个世纪引入的良种,苹果和白杨。

2005年,欧宁越来越关注农村:“当时我做了两个城市研究项目,其中一个是广州三元里。我切入的主题是研究城市和城市中的村庄,研究它的现实也去研究它的历史,看历史资料时就涉及到农村问题——自然村落在城市化之前是什么样子。后来拍纪录片,北京的大栅栏也涉及到类似的问题。我的关注就从城市慢慢追到了农村。”

因缘巧合,欧宁有两位诗友,寒玉和郑小光,这对夫妻在城市生活中感到婚姻方面的问题,决定离开上海,在安徽黟县的西递居住。他们买了一栋明代的民宅定居,这屋已有四百多年历史,现在他们花了十多万取得了房子的产权。经过两年装修,古宅成了舒适的现代宜居之所,很多朋友慕名而来,慢慢演变成不挂招牌的民宿,欧宁也是其中的一位访客,并且在访问后留下了“夫子自道”式的游记:

“他们不仅仅是修复了一幢徽州旧宅让人观赏,还放下了许多以前的抱负和事业,住在这里,开始实践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或者说在恢复一种生活方式。因为这样,这幢已有四百年历史的老屋才开始重新焕发它的新生。尽管这老屋在他们入住之前,就已经和西递的其它一百多幢老屋一起被列入联合国人类文化遗产保护名单,但如果任由它空置或只是收门票供人参观,那最多只能延迟它物理性的衰败,而无法重现它过去曾有的生机;只有在这物理空间中重新置入人的生活,并明确产权归属,让修葺和呵护它变成产权人的自觉,这才是对它真正意义上的保护。两位诗人最初对于乡居生活的浪漫冲动,最后竟发展出一种成功的对旧民居进行历史保护的方式——他们其实已经不是退隐,而是向前拓展了徽州乡村重建的新的可能。”

从这段游记里不难看出,欧宁的野心绝非止步于对“归隐”意象的想像,他的发力点在于把人放到乡村的物理环境里去,从而重置这种空间的可能性。

2008年,经过朋友牵线,欧宁认识了黟县县委书记吴文达,他和寒玉,郑小光,还有另一位少年时代就相识的诗友左靖有了一个计划,要合伙花几十万在黟县的碧山村山脚下买一个老油厂,用这块地皮重建房屋,做点事情。当一切手续,产权关系都办妥之后,正要付钱的当口,欧宁接了深圳香港双年展的工作,没办法参与碧山村的规划,于是他中止了投资和自己的计划。

他们在碧山村想做的事情并未成为一个句号。

寒玉和郑小光在碧山村买下了比西递古宅更大的房子,并且打理成为朋友圈中极富口碑的不挂牌乡间旅馆,连法国影星茱莉亚比诺什也来此小住过。而欧宁则无法释怀心中这个“碧山村”的梦想,两年以后,他交出了一本厚厚的笔记本,记载了如何创建一个共同生活的乌托邦的构思。

许晓:你在碧山村的朋友现在过得如何?

欧宁:他们在当地非常有名,过着乡居生活。经营的民宿接待客人但是不挂牌不做广告,全靠口碑。现在住一个晚上好像要700-800块,特别好的房间更贵。

许晓:为什么把这个乌托邦的构思放在碧山村?

欧宁:碧山只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地方可以实施想法,但在别的地方干也可以。这次去成都,我接了个展览,把“碧山共同体”做成项目中的一部分放进去,当地的政府特别喜欢。尤其是重庆和成都都在推行城乡统筹,所以给我们展览投资的市委宣传部对这个计划非常感兴趣。展览的时间是明年9月,到时候我肯定会做出一些东西来。明年年初,我就会去成都和周边乡村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

许晓:设计的“护照”这些东西,会不会让当地政府觉得很敏感?

欧宁:设计的时候只是一个笔记本,在纸上大可放开来去设想,实施的时候会针对困难进行一些调整。再说这护照是闹着玩的,又不是拿着它去出国。

许晓:万一真有人拿它去出国呢?

欧宁:那就更好玩。

许晓:打算怎样招募碧山共同体的成员?

欧宁:可以是现实意义的加入,过来一起居住共同生活——但是这样做的成本很高,估计愿意这么做的人不多。所以也可以是象征性的加入,你认同这种生活理念,就可以申请加入。

许晓:就是一个表态?

欧宁:对,表态认同这种生活方式,或者在你居住的地方推广这种理念,我们就可以发给你“护照”。假设你是安徽人,但是我的项目在四川,只要认同这种观念,你也可以宣称你已经开始了碧山共同体的生活。

许晓:你的个人理念是不是共同体成员都必须遵循的理念,从而令你成为乌托邦内的精神领袖?

欧宁:理念可以讨论,可以发展。千万不要把碧山共同体看成一个很严密的组织,只要大家比较相投,有共同点,就可以试着在一起生活。我不会要求成员必须是无政府主义者,精神领袖是我反对的东西。这里没有权威,没有党派,没有政府,大家都可以参与,这就是无政府主义很重要的原则。

许晓:但在你的规划里,祠堂被设计为碧山共同体的“先贤祠”。祠堂在中国是一个权威意义很浓烈的东西。

欧宁:我只是看重了它的物理空间和它带来的公共生活空间,里面的内容已经被抽离了。祠堂是一种祖先崇拜,我觉得这东西也挺好,血缘纽带在中国社会的稳定性里很重要。其实,看中祠堂是因为现在很多祠堂很废弃了,我觉得可以填进新的内容。

许晓:当构思化作现实,还需要做哪些方面的设计?

欧宁:落地我会找谢英俊(注:台湾著名建筑师,曾为台湾921大地震灾民设计重建建筑,为汶川地震灾民设计生态厕所,目前在河北定县尝试以建筑撑起中国农村族群关系的新体系),他是做乡土建筑的。到时候我们会研究村落的地貌和自然环境,使用当地的材料,做一些试验建筑。另外,像开会,放电影,书店,这些都需要设计。乌托邦也需要一些视觉的东西来凝聚身份,所以会设计一些好玩的东西比如护照。当然还有服装和生活用具。

许晓:这些东西是为去乡下的知识分子设计的,还是为当地农民设计的?

欧宁:谢英俊在河北做的事情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当地政府会找他去设计房子,农民要盖房子,谢英俊会参与讨论,甚至参与劳动力的组织,组织农民以交换劳动力的方式盖房。不是要塞东西给他们,而是希望在当地基础上加入自己的东西,让它更好。

许晓:你对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的现状怎么看?

欧宁:特别恐怖。我自己家里就是农村的,每次回家,我都觉得农村处于一种几乎破产的状态。没有人种地,村里都是老人,年轻人和中年人都出去打工了,原来的房子都倒塌变成废墟,原来农村里一些热闹的生活景象都没有了,看见的是荒凉的生活。

许晓:导致这个现象的原因,你怎么看?

欧宁:土地制度和发展出来的社会管理制度。农村里的地是集体所有而非个人所有。为什么?因为在建立政权时动员了很多农民参加革命,当时的承诺是胜利后可以分土地,娶上老婆。立国之后,就必须兑现,至少在政体上体现对这一点的兑现,所以特别设计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到了城市化阶段,农民分享不到城市化的成果。他们有地但地不能入市,没有议价能力。而社会上流行的价值是要去城市里生活才算成功,流行的观点是歧视农业,既然农村处于最底层,那么大家都想往上走,去比较高的阶层,于是便离开了农村。

许晓:碧山共同体是你在发现这些问题后的一个设计?

欧宁:我不喜欢国,我不喜欢政体,我不喜欢党派。碧山共同体是一种乌托邦,是一种共同生活的实验。

许晓:你曾经实地去过这种乌托邦式的地方做调研吗?

欧宁:圆明园和宋庄都算是共同生活的地方,但那不是我想要的。他们是因为经济境遇相似,大家都很穷,为了经济方面的考虑住在一起,互相取暖的意思。我的构思是一种主动选择。

许晓:你做过哪些田野调查?

欧宁:已经去过很多地方,比如定县,苏州附近的农村,云南的拉市海,还有台湾的美浓看他们养猪开民宿唱歌,这种调研还在继续。另外我在看几本书,现在看的是《中国在梁庄》,还有《江村经济》,《中国农民调查》。还有刘亮程的散文和对乡村的哲学思考,非常的哲学也非常的美。

许晓:但我们都知道,农村其实没有那么美。

欧宁:这个大家都知道,刘亮程也说过,农村和乡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乡村是一种想象,农村是一种残酷现实。很多人出于对乡村的梦想开始了寻找,结果他们在寻找乡村的路上找到了农村。

 

何伟:从公路进入中国的毛细血管

Posted by bubeidarao on 十月 15, 2012

1999年,美国人何伟又一次来到北京,这时候他30岁。

在过去的一年里,他刚刚结束了自己在四川涪陵的支教工作, 离开那个名叫“和平工作团”的青年志愿者组织,打包回美国老 家。14年后,当何伟已经是一对9个月大双胞胎的父亲,他站在北 京的单向街书店,对读者回忆他的1998年:“那时候我29岁,没有 工作,还和父母一起住。”

听起来有点惨,但何伟在那一年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用 4个月时间完成了他的第一本书《消失中的江城》(以下简称《江 城》),这本书讲述他在涪陵的支教生活,在历经波折后获得出 版,拿到了一些奖项,并且让何伟领到了一笔书稿定金。他揣着这 笔钱,重返中国,在北京定居。

何伟需要一份有时间写书的工作,于是他决定当自由撰稿人: “我写很多小文章,给报纸甚至小孩的杂志写稿。当我认识后来的 太太张彤禾(注:张彤禾,作家,著有《工厂女孩》[Factory Girls] 一书,与何伟一样以非虚构写作著名),她已经是《华尔街日报》的高级记者,而我只是个跑腿的。”

北漂何伟在6个月之内做着工资不高的记者助理工作,渐渐有越来越多的媒体愿意要他的稿子,再往后,何伟成了《纽约客》的 第一位驻京记者。回忆起那段时间,张彤禾说:“那个时候,何伟 已经写了《江城》,只是美国的编辑缺乏眼光,对中国的发展没有 足够兴趣,但很多驻华记者都注意到这本书,并且受到影响,我也 是其中之一。”

《江城》和他的第2部作品《甲骨文》此前都没能在中国内地 出版,真正让何伟得到广泛关注的是他的第3本书《寻路中国》, 这本书在2011年被上海译文出版社引进,迅速吸引了中国媒体和知 识界的注意。书里写的是中国农村里的事,那是连很多中国人都不 知道的细节,它迅速成为很多人的枕边书,北京某位资深记者声称 这本书能激发她做田野调查的热情:“出差一周,我只带了《寻路 中国》,我指望它能增加我和农民打工者异乡人交流的热忱,激发我对琐碎日常细节的好奇。

2001年夏天,何伟考取了中国驾照,在此后的7年中,他驾车 穿越广袤的中国北方平原,途径繁密的城市交通出口、旷野里的村 庄。他用文字带你一同深切地感受到:这个国家是如此巨大,以至 于许多村庄,如果你一辈子不经过它,它对你而言就像是不存在。

在过去,观察这个庞大国度的外国人主要是探险家和传教士, 后来又增加了商人和记者。何伟是幸运的,当他来到中国,这个国 家正在变得比过去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开放,正如他的妻子所 说:“很多中国通可能比我们更优秀、更了解中国的历史和语文, 但那时候中国很封闭,现在,我们遇见的很多人都愿意交流。所以 外国人的眼光在变,中国人自己也在变,归根到底这是中国自己的 变化。”

在《寻路中国》里,何伟最主要的观察对象之一,是他在三 岔村的房东魏子淇。这个怀柔农民说他从一开始就明白自己很可能 被何伟写进文章,因为“何伟每次来的时候都会做记录,问很多问 题,一起去山上采核桃,就会追着问每年的产量和价钱。”

虽然一开始魏子淇觉得何伟显得不太擅长和人打交道,甚至有 点不好接近,但他不觉得被一个外国记者写进书里有什么不妥。

这正是何伟的巧妙选择,他懂得选择魏子淇这样的中国人进行 交谈,将农民或农民工作为自己的观察对象,而非选择追访城中的 白领、小资、名人,前者的生活看似朴拙,但他们更愿意对值得信 任的陌生人开放自己的生活、敞开其中的细节,为作家提供非虚构 写作的长期观察便利。

何伟本人也承认这一点:“我写的大部分人都是中产阶级或 是‘下中产阶级’(Lower Middle Class,指中产阶级里社会经济地 位略低的人群)。对我来说和这种群体的人打交道不太难,因为他 们很耐心,也不太介意我是个外国人。在中国历史上的这个特殊时

刻,贫穷生活向中产阶级生活的过渡、农村向城市的过渡,都很重 要并且值得书写。”

为什么何伟更愿意观察中国的农村而非城市,策展人欧宁的 回答是一个有意思的旁注。欧宁说:“全球的城市都相似,不能凸 显其所在国家的特殊性。法国一个社会学家给出‘地方’和‘非地 方’的概念。非地方就是机场、购物中心、旅游点,这些场所没有 历史的认同、身份的认同、社会关系网络,城市就是这样的‘非地 方’。因此,代表中国特定现实的只可能是小地方而不是城市。”

对小地方进行观察和写作,需要非常好的耐性和优美的文笔, 此外还得对所见世界持有充沛的感情。何伟曾经谈到中学老师对他 的重要意义,如果不是老师的信,他不会开始写《江城》。他也谈 到当初在涪陵支教时那群学生的重要性,他们帮他发掘了很多线 索。甚至还谈到妻子作为读者的重要意义,他们互相促进,最终在 写作时必须回到各自的房间。他谈到很多人曾给予他巨大的帮助, 却从未对任何一家访问他的媒体提及自己在中国土地上的善行:从 2001年开始,何伟用自己的钱在四川、重庆、西藏持续资助贫困 儿童上学。据他过去在涪陵教过的学生说,何伟每年要为此花费 六七万元人民币。

根据时间推算,当何伟刚开始做这件事的时候,距离他进入 《纽约客》工作才1年,算是在中国的外媒圈里刚刚站稳了脚跟, 他的工作习惯是每年写三四篇稿,其余时间筹备写书,远远称不上 富翁。

有长情的人,适合干非虚构写作这一行。何伟离开《纽约客》之后,继任驻京记者是来自《芝加哥论坛报》的欧逸文(Evan Osnos),他在某次演讲中提到类似的观点:“不要总是观察,有些时候应该学会‘同情’,代入他们的情境。”

何伟经常租一辆车,带着帐篷便上路旅行。他说,40岁之前 没有要孩子是自己一直能够旅行和写作,“选择过这种生活”的原 因所在。现在,他准备暂时离开中国,去埃及住几年。“何伟”即 将变回“Peter Hessler”或者别的名字。

在中国,何伟不是全然没有牵绊。三岔村的房东魏子淇和他 相交多年,不但成了何伟的写作素材,还一直给他保留着年租金 6000元的房子。还有何伟在涪陵长江师范专科学校的学生们,一 直和他保持着联系。他的学生戴小红说,何伟每半年就会发来一 次电邮,询问大家的近况,戴会将电邮打印成平信,像中转站一般 寄给老同学们,这个通信群体一度保持在100人左右,现在也还有 七八十人,他们都是何伟当年的学生,现在大多从事教育工作,他 们分布在西藏、深圳、温州、上海,其中有很多人在偏远的农村当老师。“当时我22岁,老师28岁,我们的英语水平不行,但老师上 课方式多,设计了很多表演,让我们这些成绩中下等的农村孩子获 得了很大快乐。”戴小红如此回忆。

正如何伟自己所说,他一直擅长和“中下层级”打交道,不管 是经济方面还是学习成绩,何伟一直能够敏锐抓住这个人群的能量 和善意。

他这样形容自己:“我是何伟,这个名字代表着一个口音很 重、有点笨拙、不太会说话、带洋鬼子口音的人。我很喜欢这个名 字和这个名字代表的那个人。作家都喜欢一个新的名字、新的身 份、新的生活。我去埃及,可能又会有一个新的名字。”

名可名,非常名。作家穿越过许多村镇,观察过许多生命,最 终孤独。何伟经常谈到生命中许许多多人对他的影响,但也强调写 作最终是他个人的事。那种感觉就像他描述的,携带帐篷,孤身一 人穿过中国北方的大片广袤区域。他选择不住宾馆而是尽量野营, 绝非仅仅因为担心被人找麻烦,也许他在旅行当中就已经开始预支 那份写作的孤独感,一个观察人群的人,怎会住在人群之中呢。

 

许晓:在重庆涪陵支教是一段怎样的生活?

何伟:那是1996 年,中国开始比较公开,学生都来自农村,他们的家庭没有什么文 化人或者大学生,父母很多都是文盲,他们身上有强烈的时代特 色,学习勤奋,尊敬老师。我被这些学生娇惯坏了。

许晓:你通常怎样捕捉普通人的琐碎日常细节?

何伟:在涪陵时我有很多空余时间,于是我成天在涪陵逛,跟当地人聊天。 因为我想尽可能多地学习,也的确是对当地人的生活、生活态度很 感兴趣。这一点可能是继承自我父亲——他是个拥有极强好奇心的 人,总是想弄清人和地方背后的故事是什么。同时,我也很幸运, 从没有做过严格意义上的记者工作,一直是自由记者。

许晓:《寻路中国》特别细致地描述了一个中国农村家庭。 文中的魏子淇一家怎么评价这本书?

何伟:我在《纽约客》上发表过两篇关于魏家的文章,都被翻译成了中文,魏家看过了那些。同时我给了魏子淇一份《寻路中国》的翻译稿,确保他对书中描写 他的内容满意。他希望略去书中有一些小事情,所以我按照他的意思做了。

许晓:现在你怎么看待中国人的国民性格。

何伟:对于这一代中国人的足智多谋和灵活,我印象深刻。他们很刻苦,简直是难以置 信的刻苦。他们也很实际、不畏风险、无所畏惧,这些都是让人印象 深刻的品质。可我不得不说也有一些负面的东西,比如社会感不是很 强,这与社会机构的薄弱有很大关系。我觉得这是中国在下一个发展 阶段要面临的问题,或者至少是社会发展方面要面临的问题。

许晓:对你来说,中国的城市和中国的农村,哪一个更能代表中国?

何伟:中国的城市和农村经常像两个不同的世界,但这两 个世界其实彼此联系,并非隔离,流动性很强。有太多太多的人从乡村转向城市,我在中国待得越久,就越确信这些从农村流向城市 的人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人。

许晓:你未来的生活和工作还会和中国发生关系吗?

何伟: 写完《寻路中国》后我很自然地来到了一个停顿点。我对于这个三 部曲很满意,也不觉得在中国有很多未完成的工作,带着这样的感 觉离开一个地方很难得,能有这种状态我很感恩。对于我在中国的日子我很怀念,也很在乎这里的人们,但我没有什么很大的遗憾。

象山故事

Posted by bubeidarao on 十月 15, 2012

在长途大巴上,我开始阅读一封昨晚收到的邮件。

“象山,像很多沿海的城市一样,其实是一个传统与现代冲撞十分激烈的半岛。而我老家小镇泗洲头则是象山最明显的。那里既保持了一些江南小镇的古建,却已经不那么完美。它曾经因为交通便利而繁荣,更因为交通不便而被冷落。它也临着一个内海,潮涨能见海,潮落可见滩涂,所以,你也许能在那里找到不一样的宁静。言由。”

京城或者上海,你所遇见的很多个文艺青年,他们都有家乡,都有来历,你所漫不经心的某个小镇,正是另一些人此生唯一的家园。这次,我们试图接近的那个地方叫象山,在这里,一个名为“九分钟电影节”的项目已经进行到了它的第二年。有事情产生,就会诞生相应的种种变化,各种各样的外地人因为这个理由到来,观察象山,并且在此创作他们的电影。象山人也因此距离电影更近,他们观察外界的渠道,除了每年夏季的海边游客、象山影视城里那些走马灯一般的摄制组之外,又多了一些更生活化、更身边的经验。

大巴越过杭州湾跨海大桥之后,树木的类型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南方的岛屿就在眼前。

从外表上看,象山和内地的中等城市已经没有太大区别,有豪华的半岛酒店、也有当地居民喜闻乐见的大排档、步行街、购物街,甚至细分到了某条街道主营女性服饰用品,某条街道主营家纺用品的地步。到夜晚,县城里依然热闹,可以选择的娱乐种类包括但不限于:夜总会、网吧、台球室、棋牌馆、拥有驻唱歌手的酒吧。唯一能够证明象山是一座边城的,大概是夜半开窗时能够嗅到的浓烈腥味,那是季风带来的海洋讯息。

富庶带来的另一种文化,是象山的民间信仰空前发达,且五花八门。这里散落着观音庵、妈祖庙、龙王庙、基督教教堂,村落中甚至还有广为村民信任的出马高手,家中供奉观世音、奚将军、关公,据说每天工作半天,至少问诊四到五人。

经济发达、平安富贵贫病皆有神灵可求,象山人的日子很坦然,活得很海派。

2010年起,北京电影学院、中国电影评论学会、象山县人民政府开始在象山举办“九分钟电影节”。每个被选中的团队获得价值3.5万元的技术支持,他们需要拍摄完成一个题材不限的九分钟故事短片。在这项以电影为主体的锦标赛里,最诱人的支持之一是:参赛团队将获得一个面积为1175平方公里,总人口为53.2万的沿海县城——象山作为指定摄影棚。

整个县就是一个大摄影棚,随便你来,随便你拍,这样的气魄让人好奇:接下来,象山会发生什么?

 

海岛上来了群年轻人

天上响起海中央飘来的滚雷,大树下只有青草的香味,出马的妇人骑着摩托车去丹城拜观音庙,运砂石的卡车来来回回的进出。导演看一眼天空,无视密云和时隐时现的闪电,指挥着摄制组:“各组准备!开机!”

2011年8月底,一些团队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制作,陆续离开象山,又有一些人带着自己的团队入驻。工作时间之内,摄制组们分散于象山各处,他们的休息场所被统一安排在东门岛上的“中国渔文化艺术村”。这里和石浦镇相隔一座彩虹桥,再往前,就是祈求航路平安的海神庙、观音像和茫茫海洋。

在文化村里,参赛团队住专家楼,享受单间待遇,其他工作人员一律睡宿舍楼,上下铺,学生式的生活。在这里工作的大学生志愿者约有近二十人,以89、90年的居多,主要来自上海戏剧学院。“九分钟”组委会和相熟的上戏老师取得联系,统一组织他们来此工作。学生们愿意来吃苦,主要是为了体验跟组,这几十天的生活主要是“宿舍-片场-宿舍”。

与他们相比,参赛团队必须在象山各处取景、拍摄,根据实际地形和拍摄状况对原剧本加以调整,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必须更加仔细的观察象山。

《扒手》组的导演哈晓光说了个细节:“石浦只是个十二万人口的小镇,经济发达令人吃惊。新开盘的楼房,路边广告牌上写着起价7800一平米,县城临海的房子均价上万。我问了问,这里的渔民很有钱,月工资至少六七千。”

他观察到的象山要点,除了富庶,还有民风,“在城市里,一个女人去敲开陌生人的家门都很难,昨天我们去取景,七八个大老爷们去敲一户人家的门,家里只有一个妇女领着个孩子,直接开门了,说等丈夫回来问问,如果同意就可以。再敲一家,出来一个五六岁的小孩,他给父亲打电话,我们听见电话里说‘好,给他们用’——只有一个孩子在家,就敢答应,真是民风淳朴。”

另一个短片《无形刀》也在拍摄中,片场中午放餐,工作人员因陋就简,坐在路边的石块上就开始扒盒饭,路边的新楼里,一对夫妻探身出来看,看见这群年轻人吃饭的样子可怜,于是默默拿出三把竹椅,又热情的邀请大家进屋。

几个年轻人实在吃不消日头,端着饭盒来做客,本来毫不相识的两群人,坐到了一张餐桌上。中国的乡下人最会聊天,看似完全没有话题的两群人,也就慢慢开始闲谈。

妇人:“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摄制组的年轻人:“三四千。我们今天早上三点半就出发了。”

妇人:“太辛苦了,我们起来最多五点半。”

摄制组的年轻人:“而且你们收工收的早。”

男人:“中午十一点收,下午五点半收。”

妇人:“我这里有香草,夏天对眼睛好,还能排毒,煮水最好,要不你们带一点去?哦,你们拿去又没有地方烧。”于是露出害羞的笑容,似是觉得自己想得不妥当。又说:“我女儿也在外面工作呀,大城市,宁波。她27岁了。”

男人拿出葡萄,年轻人们不好意思,挥手不要,忙着去院子里找主人养的小狗,准备把剩饭喂了给它们吃。

判断一个中国人是农村人还是城里人,其实再简单不过。农村人总是很容易就会请人来家里做客,他们不习惯空手上门,也不习惯让客人空手离开,虽然他们能赠送的东西总是非常简单,但那是他们的礼数。城市有城市的礼,名为“得体”,农村有农村的礼,名为“心意”。也许石浦非常有钱,非常发达,但从他们的礼数来看,这里更像乡镇,而非城市。

 

雨中一场夜戏

这天晚上,《无形刀》要拍最后一场夜戏。雨中古装夜戏,还要打斗,听着十分来劲。现场布好灯光,消防车水龙严阵以待,大侠和一应人等都换好了古装,一切似乎都预示着将是一个空前顺利的夜晚,只有盒饭车迟迟没到,未免令人心焦。

主持这晚夜戏的是封勇,来自中国传媒大学,曾经拍过《城南往事》,是个有经验的导演。片中大侠是他的学生,真名康界江,在戏里叫铁无情。

工作人员们躲着蚊子,各忙各的一摊。几个志愿者在象山里找到了恋情,眼睛眉毛官司正打得热闹,有的押车去取盒饭,或是忙着更换道具、帮演员补妆,还有的正在休息。这正是夜雨未来,夜戏未开的一刻。

女孩於璐呆呆的坐在路边看他们忙乱,她是本地志愿者,出生于1991年,今年正好二十岁。

“我是射手座,喜欢东奔西跑,喜欢旅游。像影视城、皇城沙滩,只要是旅游景点我都去过。这次帮他们带路,他们要去的地方,我都找得到。还有当地人说话他们听不懂,我就来翻译。最高兴的事情,就是听见他们说象山人很热情,做事很火速。”

於璐是石浦本地人,父母一在镇上打工,一在石化公司工作,她最好的朋友是高中时代的女同学。以前父母不让她出门,说外边有很多坏人,于是整天待在家里。最近,她的姑姑表示反对,说应该让孩子有点社会阅历,正巧,有好朋友打电话问她要不要当志愿者,于是就来了。

“他们好成熟,社会经历比我多,不怕生。”於璐总结。

像她一样的本地志愿者还有五六个,主要负责翻译地方语言、带团队去各个片场。和於璐相反,男生丁文扬显得外向许多,他在高三时去杭州待过四个月,学画画,后来又去上海读书,对象山和外头世界,有自己的一套比较。

“象山人有一百万可以花出一千万的感觉,外面人门槛精,有一千万藏着只花一百万。”

和他玩在一起的男生,家庭境遇在象山都算中等或中等偏上,很多家庭已经为孩子计划好了未来。有的被安排学了牙科,父母帮孩子开店,还有的已经进入体制,家庭帮助孩子买好住房。“混得最好的那个,还没有确定去向,因为他老爸有的生意有桥梁酒店又有建筑,于是也不知道先干什么好。”

丁文扬的父母希望他坐办公室,但他直觉那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用少年人流浪的心态来说,就是宁可跟着摄制组到处跑,也不想坐在一个圈里。

“这里的生活是每天六七点起床,十一点睡觉。在家的时候我每天睡到自然醒,醒了先打电话,约好下午的节目,然后打打麻将,晚上吃夜宵或者去唱歌,要么就开车接朋友出来玩。还有就是上网打游戏,玩DOTA。”

为什么要跑来这里吃苦?丁文扬的回答和於璐大同小异。

“当锻炼。住在小地方的人接触电影的机会不多。”

和他同期加入的本地男志愿者还有两个人,也许因为吃不了苦,先后悄悄走了,但丁文扬没走,也不打算走,用他的话说,“一开始来了三个,结果两个看起来斯斯文文的走了,一个流氓留下来了。那你说怎么办?干下去啊。”

丁文扬嘻皮笑脸,头发长长,看上去怎么都不像本地青年。更合适当成象山青年标准像的,也许是站在片场一动不动的消防武警。他也不过二十岁出头,神情严肃。今晚,他将执掌整场夜戏的“降雨”,这是个重要环节。

试过几条,一切正常,假雨效果很好。导演准备正式开拍,各部门准备、打板,导演一声令下:“准备!开始!”半空忽然霹雳大作,天降暴雨,大家抱头鼠窜,只有灯光师忙着切断电路,收拾灯具。可以避雨的房子只有一间,闪电倏忽一过,照出后院黑黢黢的花木扶疏,像是现成的《聊斋》。

一片黑暗,谁也看不清谁。今晚老天爷不庇佑,只能停工,原定杀青的计划延迟到第二天。但消防车说好了只借一晚,总策划邱琦和总制片宋小白便去找小武警打商量。小同志很坚定,坚决执行纪律,说这事必须和排长先商量,然而态度很好,保证今晚一定给排长打电话。

最后,邱琦把确认借车的任务交到了於璐身上,这两个本地年轻人站在黑黑的屋子里,开始交换电话号码。

“我不是姓于是的于,是这个於。”

“你自己来输入吧。”

“你听我说普通话,是不是听不出来我是这里人?我是石浦人啊。”
“哦,我是丹城人。”

“你是县城人,我是这里人。我听得懂你说话,你听不懂我说话。”

“我走了,晚上给排长打电话。”

“好。雨这么大,你要小心开车。”

小武警冲进雨幕。

於璐又站回屋子的一角,等待其他人对她的需要。

 

象山·北京·象山

邱琦的电影青春梦

20多岁的时候,宁波人邱琦梦想有这样的一个平台:公开、公平,就像一场体育比赛,只要努力,就能得到。直到中年,他也没有等到这样的平台,于是决定自己做一个电影锦标赛,这就是“九分钟电影节”。

在象山,他说服了县委宣传部主办这个活动,在北京,他找到了北京电影学院和中国电影评论协会来合办此事。整个活动,从创意、策划到执行,邱琦和他的公司是其中的关键环节。也正因为此,他可以解释为什么是九分钟,为什么是象山,以及,为什么是邱琦。

许晓:九分钟短片的概念是怎么确立的?

邱琦:九分钟是常规电影片长的十分之一。在九分钟里,节奏和叙事能力看得出,这种节奏更能提高叙事功底。另外,它的成本也会比较低,适合年轻人动手操作。

许晓:低成本令年轻人看到实际接触电影工业的希望?

邱琦:我想把这件事做出教学意义,也想修改一定的现实价值观。在古代,文化是有供养人的,可是现在没有。我在2007年的时候做数字电影,当时非常绝望,身边全是混世的中年人,只压宝制作,不要求结果。电影本来是个美好的事情,结果做完我再也不想碰了,恶心。

许晓:为什么这次选择象山?

邱琦:我非常了解石浦,这里充满了电影气质。2004年,我在象山做过三集纪录片,当时我在央视工作,没向地方要钱,只是投入的做,这件事情给他们留下了印象。2007年,我拉来资金,拍了象山本土题材电影《那年夏天的海》,也只问政府要了很少的钱。当时的宣传部长看过我做片子的状态,于是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后来他们办过DV大赛,当时全国都在做类似的事情,我告诉他们,我们要做的事,目的不是为了收很多片子,而是要把钱投给很多导演让他们来这里拍片,最后他们同意了这个观点。

许晓:政府是怎样投资的?

邱琦:去年他们投了三分之二,我投三分之一。今年政府全投,三百万。去年我们六七个人做,最后负债差不多近一百万。今年政府全投了,但预算没有提高,而且各种人工物价都贵上去了,我的目标是争取打平。在北京,我给员工的薪水只有每月3000元,最低的甚至只有1500,他们愿意留下來帮我,但我不能允许自己一直这样。

许晓:赢利的希望在哪里?

邱琦:年轻导演的影响力会慢慢传开,这里毕竟是他们走出去的地方。另外,腾讯今年花一百万买了所有片子的网络版权,这是一个好的开端。很多人每次都问我,你到底在干什么,我看不出你到底怎么赚钱。我反问:这事有意思吗?有意思我就去做。

许晓:可以考虑请一些明星或者名导来参加,提高赛事知名度。

邱琦:我才34岁,但我在干一件老师辈的人该干的事情。我请过明星、大导演来参加活动,哪怕来示范、上课也好,但是没人来,经纪人首先就是一道壁垒。请了贾樟柯,请了崔永元,可是都没有来。也许他们有自己的考虑,但这个观念不先进。名人们很爱出席慈善活动,但慈善不是明星、导演的本职工作,他们应该来做电影,这才是本职。我已经34岁了,这个圈子既然是这样,我就不把它当作圈子,重新定规矩。

许晓:说说象山吧。你从小在这里长大,对这里有什么印象?

邱琦:石浦一带很海派,和经济有关,也因为很多日本、韩国人航行来到这里,观念比较先进。象山民风淳朴,当地人不太爱出去打工,他们在这里挺骄傲的,有地域自豪感。另外,这里老庙很多,表明人有信仰。无数的庙里还有戏台,它们不是摆设,至今还在使用,结婚、死人、庆祝,都会唱戏。这些礼节和仪式让人感觉自己切切实实的活着。

许晓:你认为,来这里拍戏的参赛团队会对象山有怎样的认知?

邱琦:有些组做过研究,有些组玩自己的东西,他们来到这里是半度假性质。这里是一个派对,每天都在讨论一个莫名其妙的短片,每天都在谈论电影,这就够了。等他们拍完作品,别人看完,我希望第一个问题是“在什么地方拍的”,这比什么宣传片都好。

许晓:象山从九分钟电影节能得到什么?

邱琦:这是一种潜移默化,不管是当临时演员,还是租房间给剧组,我希望当地居民对电影制作习以为常。我希望象山街头终有一天能有好莱坞大街的那种感觉,满街都在拍戏,居民面无表情的走过。

 

北京·象山·北京

模糊的九分钟样板:王子昭

王子昭的出名,不能说全靠《大无畏》,虽然那部短片实在是很成功,在2010年的九分钟电影节上大放光彩,又帮助他在2011年的土豆映像节上夺魁,成为九分钟开办以来最成功的短片之一。

事实上,王子昭在电影方面的运气一直很好。在北京电影学院读书的时候,他就被老师注意,还在2010年被学院作为选手之一派到象山去,充实这个北京电影学院有份主办的活动。他的好运还不仅于此,甚至还得到名导贾樟柯的青睐,不但被提携参与《语路》系列的拍摄,贾导还时常在各种记者招待会的字里行间透露出自己对这个年轻人的欣赏。

按照“九分钟电影节”的美好展望,这样的青年导演正是九分钟的希望所在。他们年纪轻轻,但未来大有可期;对电影满怀理想,而且已经和电影工业亲密接触。有朝一日,当这样的年轻人取得电影圈内的话语权,他们也许会忆及自己和象山以及“九分钟”之间的出身渊源,从而在自己追求电影梦想的过程中不断投身反哺到新一批年轻导演的培养过程中,成为从头开始就具备“电影教学概念”、又并非学院教授清谈一派,而是实实在在参与到中国电影工业运转中的一线导演。

如果电影圈是个江湖,邱琦兴许希望创立“象山派”,但是,谁是象山派里的大师兄,或者这个人愿不愿意当大师兄,都事关另一个人的自由选择。

比如王子昭,他出生于1988年,上面的话题对于他或许还有些沉重。和他聊天,不论是在昆明,还是在北京三里屯,王子昭的眼中总有些时睡时醒的迷瞪模样,但只要提到电影和自己的价值观,就会表达得一清二楚,这是一个极度喜欢电影、家境优越、不太容易被外界环境洗脑的北京青年,在他的描述中,象山和九分钟只是一个少年失意时聊作逃避的世外之地,是个懵懵懂懂便可一剑成名、单纯却又理所当然的少年世界。

“《大无畏》的剧本是好好写了,但是没好好拍。九分钟最开始是在网上召集团队,后来搞大了,就找了北京电影学院。当时我在拍毕业作品,和学校熟,就成了参赛团队之一。 剧本来源于一个段子,切包皮什么的,按理不能过,有点儿庸俗。后来收到委婉的意见,说故事可以,但尺度不太合格。我说我明白,学校也没多说。

去象山之前,出事了。女朋友和我分手了,是世界杯第三、第四名打决赛的那天。我的心情都在这件事上,但学校、团队、档期都让我没法不去。最后我带了两个摄影去,他们都知道我的事,没拍好也不会怪我。同班同学去给我当副导演,他还带了女朋友去,他女朋友学美术的,顺便给我负责道具。

我和摄影住一屋,天天喝酒。借了个小轿车,天天拉着我们组的人去海里游泳。那片海滩,真恬静。

等制片计划出来,我们筹备了一天就定下怎么拍。后来就拍了三天,组小,都是自己人,状态松弛。每天一直喝酒,就更松弛。我们跟其他组分开住,和他们隔绝。

也忙,也和组委会吵架,我们觉得他们不专业,他们觉得我们特事儿。他们看我们就会到饭点了就过来吃饭,有时候还醉醺醺的。后来我要找当地演员,组委会给找了,我不乐意,就自己找来东北同学,让人飞过来以后才知道,组委会给的三万块钱包括住宿、设备、车辆,现金只有两三千。当然,整个事情合作完了以后还是很好的。

拍完戏,呆了俩星期腻了,我给摄影买了票让他们先回去,最后两百块钱吃了个烧烤,我也就回北京了。

那是2010年的8月,我一直在变瘦,从76公斤到72.3公斤到58公斤。

后来我明白,失恋这事儿特小,关键看你让它变成什么。——王子昭”

后记

和象山县委宣传部的人聊天,他们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希望拍出一个漂亮的石浦”。其实,石浦本来就很漂亮,他们现在正在干的这件事也很漂亮,肯花一百万购买网络版权的腾讯网同样高明——算下来,平均一部短片的购买价格不到三万块钱,现在各个视频网站和门户网站都在张罗着做微电影,网站自己拍,价格很可能超过这个预算,出品还不一定专业。

让这一切发生,把事做成的核心人物,无疑正是邱琦,他个性鲜明、带着很多特点:愤青、能说、精力充沛、人到中年。邱琦渴望被关注,他特别希望《南方周末》来采访他,让他发表对于中国电影圈和电影事业的种种看法,但他没有媒体资源,也没有媒体话语权。邱琦还短缺品牌方面的资源,他说自己找人的方式甚至是直接敲门,从大门口一层一层敲门进去,而这样的方式,他自己也知道,“如果真要去拉赞助,和高级品牌合作,这么干肯定不行”。

邱琦唯一的资源在象山,这就是九分钟电影节为什么最终在这个半岛上诞生的原因。他的父亲曾经在象山当过县长,自己又通过以象山为主题的纪录片、故事片和宣传部建立了信任,在这块土地上,他不再是一个需要通过社交场合、他人引荐方能入门的城市漂泊者,而是一个有继承、有亲属、有朋友、有同学的真实存在,邱琦带来的这个故事,一切才刚刚开始。

大峡谷里的速溶咖啡星球

Posted by bubeidarao on 十月 15, 2012

城市人离开城市,到达森林,但始终为城市所困。离开森林返回城市,森林又成了若隐若现的薄雾,永远笼罩在身上。如果说现代意味着割裂,长距离旅行正好体现了现代生活的特性:被割裂的人,被割裂的生活,以及主动割裂的可能性。这样的戏剧效果,被社交网络展现得淋漓尽致。

 

四月底,果壳网发布了一则激动人心的消息:“雅鲁藏布,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角落。 2个志愿者名额,全程免费,只要报名你就有机会前往! 不要认为很困难,普通人就可以。只要你有一颗向往自然的心,为什么不试一试?”在南迦巴瓦和加拉白垒的脚下工作、探索最雄伟的大峡谷、与资深野生动物摄影师同行⋯⋯这些关键词足以点燃旅人的心,果不其然,征集启事一出,应选者如云。

六月底,志愿者征选完毕。来自河南的孙淑君是一位妈妈级旅行者,她经常在路上,看起来面容年轻。来自昆明的李沁阳是非常可爱的85后男生,即将在夏季前往北欧求学,能够加入探秘大峡谷腹心地区的科考队伍,这也许是他前往遥远国度之前送给自己的最好经历。

同一时刻,大部队也集结完毕,来到派镇,这是以队长徐健为首的IBE科学考察队、罗浩带领的雅鲁藏布大峡谷旅游景区工作队,以及随行媒体。李晖和我便在这个队伍中,准时来到林芝,预备前往大峡谷深处。

 

有什么新鲜事想告诉大家?

在下大漠猪仔包: 微博、twitter、开心网、街旁、人人、talkbox,只要苹果没坏,你就能和这个世界建立联系。尤其是在三里屯,难道我们还会使用其他电子产品?你玩植物大战僵尸吗?你玩新浪围脖吗?你玩愤怒小鸟吗?你有自己的talkbox帐号吗?如果以上答案皆否,也许你根本不是一个三里屯人。

在下大漠猪仔包:喝完这杯咖啡,我准备去买一副新的登山手套。望着窗外走过的男男女女——是的我知道你们是苹果控、小脸控、围脖控、gym控、咖啡控、手机拍照控,因为我和你们一样。

在下大漠猪仔包:我很明白,自己长期居住的地方,和我即将要去的地方,气质相去甚远。

 

许晓 的记录“2011年6月20日,到达派镇。这里已经进入雨季,在这个季节去大峡谷徒步并不是特别好的选择,但既然我们是来寻找植物…”

被评论道:

陈小天:羡慕嫉妒恨。

邓晟:一路注意安全!期待你的照片。

林琪:真是话痨

 

6月20日13:03    转发|评论|赞

 

周幂 分享 许晓 的日志 派镇日记【转自豆瓣】

派镇日记(一)

在来之前,我曾经问朋友,这里究竟应该叫“派镇”,还是“派乡”,朋友回答说:“怎么叫都可以,反正就那么大的地方。”后来他们又告诉我,这里其实是个物资转运站,准确的叫法应该是“派转运站”。无论如何,这是个叫派的地方,“派”,在藏语里的意思是“到达”。

这里有两条几乎平行的较长的横向街道,又有两条几乎平行的较短的竖向街道,大部分商家都围聚着这两条街道而生存,街道上主要的生意有:餐馆(主营川菜和墨脱石锅菜)、服装店(游客可以在这里购买雨衣、绑腿、解放鞋,预备徒步)、百货店(有蔬菜肉类和雪糕出售)、土特产店(主要有藏红花、天麻、党参、虫草、墨脱石锅,价格昂贵)。

所谓派镇,就是这里了。

6月20日15:30 收起回复 | 分享 | 喜欢

 

有什么新鲜事想告诉大家?

在下大漠猪仔包:谷客国际青年旅舍的老板娘陈度不是普通人。 在如此偏僻的地方,收拾出一个整洁、舒服的客栈,随时有热水可以洗澡,厨房里有几十种菜肴可供选择,这些事说来容易,做来极难。牛逼的客栈必然有牛逼的老板娘,果然。

在下大漠猪仔包:陈度说她不喜欢别人叫她老板娘,她说她是老板。是我错了,改。这里的“老板娘”是龙虎林才对。老龙也不是寻常人,大峡谷周边的地理环境、动植物分布状况、宗教文化,了如指掌。这对夫妻,极配。连客栈读书室里的读物都不是通常装点门面的书,好些都值得细看,不知道是陈度还是老龙的功劳。

在下大漠猪仔包:派镇的苹果用户比我想像的多。客栈老板娘用iPhone,IBE诸位老师和罗浩团队的人90%用苹果电脑, 和三里屯的密度差不多。我在这里开了个山寨genuis吧,胡乱诊断一些初级问题,他们有人叫我“苹果”。

 

许晓 发表日志 派镇日记(二)

小时候读过一个科普故事,说一个小女孩和一个小男孩跟随考古队深入原始森林寻找恐龙,最后他们果然找到了恐龙,并且聪明的用手电筒的光照住霸王龙的小眼睛,最终机智勇敢的逃出恐龙洞,带回了珍贵的科考资料。回忆一下,我的生命里,唯一和“科学考察”靠边的印象也就是这个。

抵达当晚,队长徐健给我们开了一个动员会,介绍了考察第一期活动的两条路线:A组,上山,扎营4300米的那拉错营地,在周边进行科考;B组,进村,在加拉村和其他村庄进行人类学及动植物科考。会上还介绍了IBE的全体队员,一下记不住那么多名字,只知道有两爬专家、鸟类摄影专家、昆虫专家、植物专家、人类学博士。突然和这么多科考气息浓厚的人呆在一屋,即将进山考察大峡谷里的珍稀物种,这让我觉得自己恍惚成了童年读物里的那个小女孩。

我决定,如果遇见突发状况,也要像她一样聪明机智勇敢。

6-21 12:10收起回复 | 分享 | 喜欢

 

《仙境与地狱-大峡谷生还记》

1999年7月

漂流队员:《黄金时代》记者 黎文

“1998年10月29日,从派乡的晨雾中醒来 后,我们各自打点行装,准备出发。此时,中科院”徒步穿越大峡谷探险队”也正在准备,他们营房前站满了黑压压一大片背夫民工,令人咋舌。他们的一支分队12名队员便请了近80名背夫,而我们16名队员却只有可怜巴巴的8个背夫,反差之大真有点让人吃惊。

糟糕的是,我们仅有的8名民工中竟有4个不堪负荷,死活不肯跟我们往峡谷深处去。 而清点粮草发现,我们只剩40公斤大米、20把挂面、12 听猪肉罐头、2.5公斤腊肉、50多块压缩饼干了。原计划不得不改变,得撤走一半的人另走近路,否则大家还没走出峡谷就得饿死。”

 

许晓 发表日志 派镇日记(三)

黎文参加的98雅漂,是中国漂流史上数得着的大事,后来他写了这篇文章,记述当年的雅江大峡谷。98雅漂的副队长罗浩,是本次大峡谷科考活动的主办方,他特别重视考察队的后勤供应,A组九个人进山,背夫配比达到1:1甚至1:2,再加上先期上山扎主帐篷、运发电机、毛毯辎重的人力,总共请了32名背夫参与工作。这次行动,与黎文记述的98年探险经历相比,可谓豪华。

更让我惊讶的是,队伍准备了一万多块钱的进山食物。军用肉罐头、腊肉、米、面、卤肉、饼子、调料、蔬菜、白酒、压缩饼干⋯⋯应有尽有,看来这是一次豪华之旅,应无疑问。

也许是被之前关于大峡谷无人区的众多描述吓怕了,在来到派镇之前,我就准备了巧克力和各种糖果,以备不时之需。看到老罗准备了如此丰盛的食物,向来谨慎的我还是又跑了一趟派镇街头的小卖部,额外买了一包萨其马放进随身背包,以防万一。

出发前一天,突然发生状况:B组队员在考察中遭受喜马拉雅大蜜蜂的攻击,全部受伤,其中包括队长徐健在内的三名队员伤势严重,当晚被送往八一医院。我是A组队员,原以为自己选择的那拉错路线比进村做人文考察的B组来得艰险,万万没想到反而是B组先出状况。我把自己的这种感慨说给李晖,她幽幽地说:“其实人生很多时候就是这样⋯⋯”。

6月21日20:23收起回复 | 分享 | 喜欢

 

发件人:            许晓

主题:   进山情况       

日期:   2011年6月21日格林尼治标准时间+0800下午9时10分47秒   

收件人:            刘琼雄

熊:

李晖没事,她在一片兵慌马乱里居然做出了那群人里唯一一个符合要求的反应:用冲锋衣包全身,趴地,结果被叮最少,请大家放心。我们有两条线路,李晖走b线,明天进村。我走a线,计划徒步十个小时,目标是4300米的那拉错大本营,据说沿途蚂蝗很多,我已经买了绑腿,要在森林里住到26号。

许晓

祝 安。

 

营地日记(2011.06.24)

和历次旅行最大的差别是,这次是和一群野生动植物资深摄影师进山。他们之间的交流,总是围绕着某种动植物,比如“蔷薇!四瓣的!”“老董往家寄了一箱松茸,结果那东西搁不住,最后到家了,他儿子一看,说‘爸爸寄了一箱便便回来’” 。

专家们天真烂漫,将注意力集中于大自然,背夫则是沉默不语的重要伙伴。我回忆起刚刚看过的一本书,当Malcolm中尉和威里璧上尉决定于1896年初穿越西藏无人区时,他们携带了步枪、300发带有杰弗里分裂弹头的子弹,配有200发子弹的猎枪和配有400发子弹的卡宾枪。如今我们也打算进入森林的核心地带,但比他们文明多了,顶多携带了一万多块钱的菜,三百个用于拍照和其他用途的南孚电池和一台发电机。

大雨之中,人们在步道上陆续拉开了距离,依照各自的徒步节奏前行。雨水瓢泼而下,令人觉得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保持干燥。当我迈上垭口,全身淌水,扑面而来的是雪山以及那拉错湖。巧克力可以在这种时候使人维持一个小时的体力,远方营地带来的希望也能起到同样作用。

这一天,所有人都走得精疲力尽,罗浩毅然担起大厨重任,我们吃到了白菜煮罐头红烧肉。在后续的几天里,他还让大家吃到了:揪面片、凉拌虎皮尖椒、辣椒炒腊肉。不管吃了多少,这几天最强烈的感觉还是饥饿,每天要么爬冰川找雪莲,要么跟着野生动物摄影师爬高山岩坡找一种奇怪的雉鸡,吃泉水、冰川融水、糌粑、军用罐头、风干肉,每天饿。我在所有衣裤口袋里都塞了备用粮,每晚睡前在帐篷里仰望星空、海子和冰川,专心致志的开列“回京必吃list”解馋。

大部分时间雨不停歇,我不时醒来,检查自己的帐篷是否安然无恙。如果风雨特别可怖,我还会穿好冲锋衣,和衣而卧,时刻准备着帐篷被压垮的命运。但主办方准备的帐篷实在太靠谱了,我的小心谨慎沦为多余。

有时候,同伴会来邀请我共享一杯速溶咖啡,我总是欣然接受。在城市里,我对“咖啡是什么”有着严格的界定,如果你像我一样整天趴在三里屯的某家咖啡馆,你也会这样。我和我的咖啡师朋友通常不承认速溶饮品也算是咖啡,因为它只提供廉价而多余的热量。但只要换个环境,它的身价马上倍增,这大概就是物质相对论。

最后,谢天谢地,iPhone4又能拍照了。上山那天我令它遭受了太多水汽,但有什么办法呢,那天我就像一只落汤鸡,好在我们都挺过来了。

 

采访笔记(一)

关于罗浩,最好听的故事不是他说的故事,而是他自己的故事。

1987年,罗浩从人大新闻系毕业,父亲的老战友是郭超人,新华社副社长。罗父早亡,战友想照顾一下故人之后,问他来不来新华社。罗浩不干,回西藏了,那是他成长的地方。论人生选择,这就开了个头。

到1990年,罗浩的机会又来了,西藏展览馆准备提拔他当副馆长,但他自忖不是当官的料,决定下海做生意,给患有先天心脏病的女儿挣出三万块医疗费来。一做做到97年,手术费足够了,还给自己买了两样奢侈品:丰田车、20万的专业相机。到这个时候,追求什么?雅鲁藏布江漂流。1998年雅漂这件事,其份量已不用多提。

罗浩也在北京生活过几年,先是中央电视台,然后给《西藏人文地理》当主编。那段时间,他并不快活。2011年,老罗又回了西藏,用他的话说,“走了很远的路,发现生活就是个原点,又走回来了。”

许晓:让IBE来考察大峡谷动植物资源,给他们的报酬是多少?

罗浩:这个数字不好说。总体上,去年今年两次科考已经花了一百多万。我们这次光机票、后勤、背夫就花了18万,其中买菜一万多,背夫这块3万多。

许晓:策划这样的考察,是想达到怎样的效果?

罗浩:首先是影响力,考虑企业在政治上的地位。其次是社会责任感,大峡谷需要一份这样的报告。另外就是产品,借助考察,三五年都开发不完。我们和IBE有协议,图片、科研成果、视频都属于我们公司。可以出书,比如动植物观察手册,还可以开发旅游线路,以及详细的旅游手册,诸如徒步手册、观察手册、林芝地区十大徒步线路等。它还是一个营销工具,以后不管开会还是和旅行社谈,都有很多东西可以推广。就我个人而言,因为这件事,个人地位在公司也有很大提高——本来是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林芝分公司文化战略部首席文化官,现在成了总公司文化战略总监。

许晓:为什么选择和IBE合作?

罗浩:徐健给我的感觉真诚、专业。另外他们找人找得好,都是兼职,对大自然的热情很纯粹。

许晓:你想做的事是怎样的?

罗浩:我的工作就是和自然打交道,一天开着车到处玩,去空气最好的地方耍。我知道如何精确推荐,怎么推一个公司让城市里的人接受。比如这次考察,从选志愿者开始就把公司和IBE推向前台。这些加起来,就是我想做的事。

许晓:生活已经没有遗憾?

罗浩:走的地方还太少,另外呆西藏呆久了容易落伍,希望每年拿点钱到处走走。

 

《莲花》

2005年12月

作者:安妮宝贝

“在深夜眺望远处的小村,灯火明灭。天空中无以计数的群星闪耀,排列成壮丽的行列。月光下奔腾的雪溪,闪烁出变幻莫测的银白光芒,与流转的星光对映。陡峭险峻的南迦巴瓦峰海拔7756米,终年积雪,云雾缭绕,不轻易露出真面目。它在藏语中的意思,是雷电如火燃烧。它还未被人类攀登。是刚烈而神秘的山峰。在这里,自然非常有尊严。

大自然使我明白对一切都不需要执着太深,因为世间万物都有它独自轮回的系统,也许是由一种人类无法猜度的力量控制。它提示着一种被运行和走过的准则。远超于我们的想像之上。不被窥探,也不可征服。我想人的谦卑,首先要来自内心的敬畏。”

 

营地日记(2011.06.25)

始终没有看见南迦巴瓦,但加拉白垒很慷慨。爬上山半腰,正好可以俯瞰那拉错湖的时候,它在远方突然出现,峰顶鲜明,达两小时之久。当时我们正在为那拉错湖操心,它被四面高山冲下的泥沙壅积,我们怀疑神湖很快会消失。有人说是五年,有人说二十年,听起来都不怎么乐观。当加拉白垒以无可阻挡的姿势出现,我们闭上嘴巴,开始拍照。为了防止遗忘,凡人只能这么做。

最后一天,大本营下撤到一个叫做“大草坪”的地方。那里实际是原始森林中的一小块林中空地,植物资源丰富到令人“发指”,狼毒大戟、绿绒蒿、紫色鸢尾、报春花,开得满满堂堂。心疼植物的人在这没法好好睡觉,睡熟了随便一滚,就不知道压了什么草什么花。

凑合着睡吧,这被众多树木守护着的夜晚。猫头鹰在林外掠过,留下飘渺的一两声踪迹,再打着夜晚的探照灯去寻,也寻不到。被树木和地衣守护着的结界,今晚请容人类借宿。

 

采访笔记(二)

看过《速度与激情》么?美国大片里经常出现这样的开头:某老大想干票大买卖,于是给身手顶尖的几个同党打电话,其工种概括电脑、撬锁、飙车、社交等等,最后镜头切换,同党们从全球各个角落迅速起飞,好哥们聚在一起大干一票,看得人热血沸腾。

某种意义上,IBE召集令和上面描述的召集场景十分类似。IBE,全名Images Biodiversity Expedition,意为“影像生物多样性调查”,宗旨在于用镜头保护野生物种,记录和展示中国生物的多样性。当IBE接下一个项目,队长徐健就给散布在全国各地的成员打电话,他会从成都找来鸟组专家董磊,从北京请来野生鸟类资深摄影师郭亮、植物学硕士王辰,从香格里拉邀来藏族摄影师彭海生⋯⋯八方好汉汇集,方能开工。

许晓:听说上一次在梅里雪山的考察,收费较为低廉。这一次对于雅江大峡谷的考察,在费用上应该有所提高吧?这是否代表着你们在商业上的开拓?

徐健:我们的工作特性就是需要有大量的时间和自然呆在一起,如果你只来一天,肯定什么也看不见;如果呆15天,可能会看见一些东西;如果呆3个月,可能会看见它的一点点样貌。我们其实希望在调研地点呆上更长时间,但野外工作费用高昂,所以不得不做折衷。这是一群很专业的人,用很专业的设备,做很专业的事情,为政府、保护区、NGO、公司提供专业服务。

许晓:作为团队领袖,收费方面的考量会在你考虑项目的权重中越来越重吗?

徐健:当然。调查的收费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很基础的一部分。我们希望调查的成果能发挥更大的社会作用,比如用来出版、展览。其实非常想把大峡谷特有的动物做成各种周边形象,全中国甚至全世界到处都是,就像非洲的大猩猩。中国太缺少这样的产品,我们不了解自己的东西。

许晓:自己会考虑做周边产品吗?

徐健:会。我们团队里的董磊是做工业设计的,希望能通过设计变成产品,让中国的公众知道中国的自然是怎样的,中国的动物是怎样的。如果有一天能做出一些孩子的玩具,我们会非常高兴。因为团队里很多人小时候参加过少年宫活动,老师带我们上山采标本,成为童年美好的回忆。我们发现,孩提时代接触过这些东西,长大了才可能去保护自然,对环保给予了解和支持。

许晓:所以你们一直在做夏令营活动。

徐健:是的,我们认为这件事的社会利益大于商业利益,而且可以结合得很好。

许晓: 怎样才能加入IBE?

徐健:首先是喜爱,我们几乎是要喜爱自然的狂热分子,在别人看来是不可理解的那种。比如张巍巍,他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就开始研究昆虫,他并不是专业昆虫学家,但非常喜欢。在国外这样的人很多,中国就很少,他是具备相当专业水准的狂热分子。

许晓:专业背景是第二个条件?

徐健:是的,必须具备相当的专业知识,有能力去辨识物种。另外,摄影技术必须非常好,还得有基本的体力,最后就是很好的合作性,因为我们一直是团队工作,如果你在野外不合作,很可能带来生命危险。

许晓:IBE内部的架构是怎样划分的?

徐健:我们有准IBE摄影师,可能是初次参加,我们在进行测试。如果有足够能力,就可以成为正式队员。参加多次活动,成为资深队员。还可以做组长。如果又是资深队员,又是组长,那么可以做队长。

许晓:目前你们有几个队长?

徐健:只有我一个,因为现在我们只有一队。以后如果有更多队伍,就会有更多组长、队长出现。

许晓:谁有人事方面的决定权,关于是否有资格进入IBE,以及职位的升级。

徐健:是大家的公认。我们会在QQ上聊,我们有个内部专门的QQ群,几乎每天晚上这帮家伙都会在上面聊天,都是很熟悉很了解的,大家会从不同方面来聊对某个人的评价。其实不是特别严格。

许晓:那么财政问题呢,报酬如何分配不至于在QQ群里讨论吧?

徐健:我们注册了一个公司,按照公司体制运作。这是一个项目,在项目里给大家发工资。

许晓:谁有权利决定一个项目里谁得多得少?

徐健:每次的队长来定。

许晓: IBE的很多主力队员都是兼职,他们有自己的本职工作。你会倾向于以后寻找一些专业背景更强的成员吗?

徐健:考虑到我刚才说的那些条件,在全国范围内去物色都是屈指可数。我想以后有更年轻的人成长起来,像王辰这种专业背景非常好、摄影足够好的人会越来越多。当然,我希望团队里全是最好的专家,可是这样的人很难找。比如很多体制内的专家想来,可是他们通常摄影不够好,时间也很难保证。我们希望更专业,但那肯定是一个过程。

许晓:这次和罗浩这边公司的合作,你怎么评价?

徐健:这仅仅只是个开始,我们的两次考察只做了大峡谷入口的一段,它并非大峡谷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在墨脱会更丰富。即使如此,已经能看见一个真实、鲜活的大峡谷。我们坚信影像的力量,影像对公众的影响。

 

有什么新鲜事想告诉大家?

在下大漠猪仔包:山中人出山。

在下大漠猪仔包:我们饿坏了。花了两个半小时就从营地冲下山,在山脊上跑步前进。当我跑起来的那一刻,藏族和门巴族的背夫在后面给我鼓掌。我猜,能跑步下山,快点去阿度的客栈里吃碗面,是对我最大的诱惑。

在下大漠猪仔包:出山的那一刻,很多团队游的游客坐着游览车到达山下,观赏河流和山峰,姿态悠然。我在兜售纪念品的摊贩里看见一个卖鸡蛋和奶茶的女人,他们告诉我那是背夫仁青的妻子。我去买了个鸡蛋,她对着我微笑。听说我是从山上下来的,奶茶没收钱。

在下大漠猪仔包:重返文明的瞬间,我看到如织的游客——这让我自我感觉良好。同时看见仁青的妻子在那里卖茶叶蛋。仁青是背夫里最帅的一位,他的妻子居然长相如此平凡?那一刹那我无法反应⋯⋯我对他们的理解必定肤浅,这样的错愕足以抵消我对游客的优越感。我们都是城市来的人,并无区别。

I’m at Chengdu Shuangliu International Airport (CTU) (成都双流国际机场, Chengdu)  http://4sq.com/lLn3xM

 

I’m at 北京首都國際機場三號航站 (Yijing Rd, Shunyi, Beijing, China, Beijing) http://4sq.com/iiAzoD

许晓 发表日志 派镇日记(尾声)

派镇日记的尾声,便是三里屯日记的开始。回到北京,发现大家都在讨论郭美美、Ifttt、Google+,苹果的ios5已经出了beta2,Lion系统出了gm版。远方派镇的人儿给我发邮件,列出他们需要的软件名单,回头得刻碟寄过去。

这一次的旅程,貌似结束了,还是那句话,旅行的开始就意味着结束,留下能看见的痕迹,我把它叫做“旅途糖果后遗症”。我在三里屯Village的BHG超市购买了很多巧克力、糖果,堆积在冰箱里,没事的时候打开看一眼,很有安全感。

我又不喝速溶咖啡了。

 

有什么新鲜事想告诉大家?

罗浩:想你们了。

巴蒂同学 :对,和我理想中的各路老师夹道+泪眼欢送有着不小的差距。 //@雅江大峡谷:离开林芝时你我估计都是一个人。 @巴蒂同学:大峡谷归来放图。

天冬: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植物,尼泊尔鸢尾,鸢尾科,鸢尾属。就为了这凌乱的片子,我差点从大石头斜面上滑下去。

在下大漠猪仔包:通宵写完关于IBE,关于徐健,我们一起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考察的故事,来屯里放松下喝杯咖啡,竟在鱼眼儿咖啡看见了徐健的书,原来三里屯和派镇果然如此遥远又如此接近 。

 

干露露:没修炼成狐狸的猫

Posted by bubeidarao on 七月 13, 2012

干露露外形娇小,除了胸,往下的部分像吃不饱的孩童那么细瘦——这是一具为商业摄影事业准备的躯体。现在她习惯表现出“9岁女孩”的感情交流方式,真人也许躲在那后面。走红之后,一天接一天地工作,趴在沙发上就能睡着,头发过腰裹着她,看起来像一只没修炼成狐狸的猫。


干露露正在一遍遍地过一段“调情戏”。导演给她安排了一个“一夜情”的角色,酒吧里,男主角问:“小姐做什么的?”干露露回答:“我叫Lulu,拍平面广告的。”男主角冲她邪魅一笑:“平—面—广—告?有多平?”干露露应该接一句回应,但她在这里卡壳了。
第一遍,她傻笑:“平……?要不你来试试?”
第二遍,她羞怯得有点不自然。
最后男演员和她商量了好一阵,相帮着过了这场戏。
干露露不擅长调情,也没接受过专业的演技训练和艺人行事训练,做事全凭天分和个性,以及和母亲的商量——母亲雷炳侠身兼保姆、准经纪人、厨师、洗衣工、片场助理、随行摄影师、演技讨论伙伴(她们没有其他任何人可以一起讨论)。母女俩承认,“硬闯”娱乐圈这么些年,虽然有了名声,竟是连主流娱乐圈的门都没摸到——经纪人、影评人、制作人、京城的大宣传们,她们一概不识。谈到媒体,母女俩最常用的词是“爆料”,对宣传的主要理解是“不要爆这个料”,或者“给媒体一些料去爆”。
她们不像大部分人想的那样充满“耻辱感”地生活着。也不是为了挣口饭吃而出此下策。干家不缺钱,比大多数你在城市里能见到的人要有钱得多。
为什么要暴露自己?
女儿说:工作需要,厂商需要,导演需要。
母亲说:女儿有一个明星梦。我们靠自己,没有靠“干爹”,也没有违反法律,理直气壮、堂堂正正。我们宁愿这样脱,也不跟人潜规则。
1985年出生于河南的干露露,这辈子跑尽大小龙套,演得最好的角色就是“干露露”。

乖女,烈女,宅女

干露露曾经是一个非常乖巧的女孩,八岁以前。
“八岁以后离家出走,经常离家出走。她爸爸经常拦在家门口睡觉,不让她出去。她说‘你拦着我?等你睡着了我跳墙,跳墙我也要跑’。她爸爸说‘只要你好好上学,我死吧,我现在拿出我的命,来换你上学’。她说:‘你死也不行’。”—— 这是干露露母亲雷炳侠的回忆。
改革开放伊始,母亲雷炳侠尝试过各种能挣钱的事情,做女工、踩三轮车,还曾经周游全国卖药。干露露七、八岁的时候,她正在开旅馆、饭店。三教九流、龙蛇混杂,有的人吃饭住宿不给钱,旅馆同意赊账,但小小的干露露无法领会其中奥妙。
“才几岁大,就敢上去对着客人的面,啪啪两个耳光。说‘你为什么欠我家钱啊,你为什么欺负我爸妈,为什么不讲道理’,弄得我们都没有面子,脸红得像猴屁股一样。”
在商城一高读书时,干露露永远是班上的倒数第一名,理科。但文科很好。那个时候,她心里发的是“明星梦”。
干露露知道自己刚出生就被抱去算过命,算命的瞎子奶奶言之凿凿:“这个孩子长大以后会是明星,她身上有七颗痣。”
干露露喜欢回忆这段,她认为自己今时今日的走红,与这段很有些不谋而合的味道。
究竟是谁培养了你对“明星”的向往呢?
“那我就不知道了。”干露露反问《人物》记者:“估计小时候是有人教,不然自己怎么懂?”
总之,干露露拥有青春、美貌,她要闯荡北京,实现梦想。
十七岁,干露露正式成为北漂,以后的日子里,她在几百部电视剧里当过龙套,做过内衣模特,后来又发展到当裸模——随便打开这个月的最新一期男性杂志,里面有十几页的“天体大片”,许多女孩在图片里半裸——干露露的工作和这类似,当然,不如这个“高端”。
为了当女一号,她曾经不顾母亲的反对,不拿手机不拿钱,去新疆投奔一个导演,结果被骗上当,回来抱着母亲大哭。再后来,她失恋于某个导演。
“我这一生最爱的男人,我们一起合作一部戏,莫名其妙他跟我拍完戏就分手了。这不属于潜规则,因为我爱他,他也爱我。或者你也可以这么想,要没有潜规则的话彼此也爱不上。人在感情事业上双重受打击的时候是最脆弱的,演的女一号电影也没火,如果这部戏能像李念演的《蜗居》那么火我也开心一点。没有出名,也没有好的戏在找我,男朋友又要跟我分手,天塌了一样——觉得这个人是真爱自己的,怎么突然间就成了这样。”
世界真可怕,母亲最可靠,这个女人就算打她骂她,也出于无须怀疑的爱。此后干露露几乎不见陌生人,母亲是她的工作搭档。她和社会打交道的唯一方式,是拍照片、走秀、拍戏。除此之外,离群索居。
“一个小孩能闯出什么来?肯定会吃亏的。如果没有吃过亏,怎么会回头来找我这个母亲?”雷炳侠如是说。
干露露转身后退,变回了青春期之前的乖巧状态:一个没有性别概念,也不会受到伤害的孩子。
2011年4月,“裸浴征婚”之后,音乐人阿土给她写了《宅女露露》这首歌,得以进入干家,还吃上了雷炳侠做的“挺好吃”的火锅。在阿土看来,俩人像姐妹而不像母女,能感觉得到俩人互相依赖,有时候有小矛盾也会吵小架。干露露和她展示给外界的风骚、放荡形象截然相反,显得像个小女孩,“八九岁的那种,心智就像小学生到初中生之间的那个阶段。有时候还比较‘皮’。”

一脱,再脱,一起脱

2011年情人节,通过“裸浴征婚”视频,干露露火了。
当裸模的时候,干露露认识了另一个网络红人苏紫紫。她了解到,一个叫“非我”的人策划参与了苏紫紫的爆红。通过苏紫紫的介绍,干露露母女在饭局上认识了网名“非我”的线永京。
线永京,出身于北京怀柔农村。他炒红过好些人,比如西单女孩、苏紫紫、唐家岭兄弟。“我一直觉得自己很像老舍,”线永京在《人物》记者面前出神地说:“聪明,但混迹于底层人民……总是和一些下三滥的事情打交道。人都喜欢下三滥的东西,但都不敢说出来。”
和他搭档工作过的俏厶(音si)总结其风格:“没有系统的工作方式,很多时候就是心血来潮。我和他一起现场策划过,他说这怎么弄,一顿头脑风暴也没结果,那就赶紧脱、脱。”
为了给干露露做策划,线永京到她家里和母女俩聊天。干露露不太搭理人,自己玩电脑,积极沟通的反倒是雷炳侠。没说多久,雷炳侠开始抱怨,女儿什么都靠自己,以后怎么办,想给她征婚。
不知道是哪根天地线突然搭通,线永京有了灵感:“裸浴征婚”。
不过线永京没想到,干露露母女比他还豁得出去,“我确实说过‘脱’,可没想到脱得那么彻底。本来她们先拍着,我在另一个房间里回避,等我出来一看,已经脱成那个样子,我的脸刷一下就红了。”
《人物》记者了解到,“裸浴征婚”视频先是母亲雷炳侠在拍,线永京回避在另一个房间,过了一会儿,发现雷炳侠的拍摄技巧不过关,拍了二十多条都不行,达不到“伪纪录片”的效果,于是换成线永京来拍。
干露露的父亲也在场,“视频里出现过一根长着毛的男人大腿,就是她爸爸的。”线永京说。
裸浴征婚视频引发了网民的关注和愤怒,很多愤怒指向了这家的男人:干露露的父亲,雷炳侠的丈夫,他怎么能这么不作为?
父亲在场之事随后被雷炳侠证实。“那有什么关系,是就是喽,本来就是拍着玩的,呵呵。”
这位父亲当时没有阻止妻子和女儿的行为。事后,参加某个电视台节目的时候,干父曾经大吼,指责妻女。他说:”作为父亲我要为家属负责。家属做出这样的事情,我很气愤,而且不能理解,也不能接受。我不知道她发了这个视频。我50多岁的人,家里也没有电脑。”
《人物》记者曾经试图和他联系,但是干露露母女不同意提供联系方式。唯一知道的是,他长住河南,但经常来北京看望母女俩。听说有的时候他会抱怨,妻子成天跟着女儿,他孤家寡人挺可怜的。雷炳侠就回:我是给你家生儿育女,她姓你的姓,我帮你家负责任,她在外面,我帮她实现梦想。你一个父亲你没尽责任,你有时候都管不了我们,对不对?
一脱然后是再脱,再脱是妈妈和女儿一起脱。按照线永京的工作方式,没有好的创意时,脱,脱,先脱了再说。让艺人自由发挥,拍到什么是什么,挑选效果最好的,发在网上传播。8个月后的那张“妈妈用双手挡住赤裸女儿的胸”也是这种工作方式的产物。照片里干露露表情委屈、忧郁,像个不快乐的小女孩。网民再次愤怒,群起传播。再以后,干露露的母亲也脱了,她戴着墨镜,用手捂住两点,站在镜前自拍。
母亲为什么要脱?她答:“我经常自拍,半夜三更睡不着觉就对着镜子拍,就是玩,娱乐。心情不好,大家都在骂你,自己要逗自己开心。”俏厶则评论:“这张照片应该和线永京没关系。这对母女本来就挺怪的,不是寻常人,而且露露妈在家经常自录模仿秀视频,她一直对娱乐事业有兴趣。”
母亲自拍半裸照,并且公开发布,这会不会影响女儿的征婚?
雷炳侠说:“我不怕,我既然拍了就不怕,有什么好怕的,毕竟有那么多人在骂我们。这个人必须能够走进我们心里,他要了解我们。这张照片就像一个大胆的问题,就像我画了一个问号,来问他,看他能不能走进我们心里。”
自认了解网民心理的不光是线永京,也包括4月找干露露走秀的车展厂商,以及5月让她穿得像个“半边奥特曼”的卫浴厂家。他们给合同,也指定干露露必须穿什么衣服。这些厂商不怕挨骂,就怕没人关注。
和这些厂商签合同的时候,干露露母亲会要求签订合同之外的协议——“协议里写的很清楚,有什么事情你们替我兜着,你们来承担法律责任。”

烟屁股,剩啤酒,保时捷

时间倒推三十年,干家穷过。
按照干露露的叙述,“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还漏雨”。她出生时“家里一分钱都没有”,雷炳侠没法去医院生产。幸好最后母女平安,十斤八两。
干露露还没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她的父母曾经度过更为艰难的岁月——他们是河南信阳人,查阅网上公开资料,任何人都可以毫不费力地发现这个地区在1958到1960年之间的饥饿记忆,如夹边沟、定西一样的梦魇。
也有老乡在网上说,干露露的父亲是鹿邑县杨湖口干庄村人,吃百家饭长大。
最终他娶到工人家庭出身的雷炳侠。雷是家中长女,当惯长姐,霸气十足。两个弟弟、两个妹妹,都被她打过。打、骂、责任感,这三件事,雷炳侠操持了几十年,一点都不陌生,现在当星妈,还是这个路数。最重要的,她要替女儿把“钱”管起来。
“干露露抽两块钱一包的烟。”线永京以此来说明这对母女的“抠门”。
某次活动,没有酬劳,但有300元车马费。雷炳侠没有分钱给线永京,线永京唠叨一路。雷炳侠烦了,给了一百元,线永京接过来,一撕两半,告诉对方:“这不是钱的问题,是原则。”雷炳侠惊了,她不在乎那个什么“原则”,可惜的是钱,好好的钱,撕了干什么?
另一个故事是线永京去她们家吃饭,抽烟抽两口,整瓶的啤酒喝一半。一开始雷炳侠没说什么,后来就让干露露去说,请他不要浪费。线永京惊讶地得知,过去他那些抽了两口就掐掉的中华烟屁股,没喝干净的啤酒,都已经被母女俩消灭了。
“小农意识,老喜欢讲‘有我一个烧饼就有你一半’,但就是舍不得给钱。又要面子,自己抽两块钱一包的烟,出去倒是发‘大中华’。”出生于北京怀柔的线永京这么说。
求证干露露,她说:“我只是抽过两块钱一包的烟,不是一直抽两块钱一包的烟。中华也抽,两块钱的也抽。衣服也是这样,10块钱的有,1万块的也有。英雄能屈能伸,美女也是能屈能伸的。”
其实干家不缺钱。早在干露露“出名”之前,这家人已经过上了超出中产水准的生活。她们在北京有房、有好车,在河南老家也有一份家业。
怎么发起来的?母女俩语焉不详,雷炳侠不肯细说发家史,也不愿意多说丈夫目前在信阳的工作,只是笑着自嘲:“我拿着一副扑克牌都能走遍中国,赚到钱。”
因为她们有这个经济实力,在“裸浴征婚”之前,有人给干露露设计过另一个“能出名”的策划:送农民工一辆保时捷。这个方案当即被雷炳侠拒绝:“我是关心穷人,但我的爱心没泛滥到那个地步!”
现在,干露露的商演出场费十万元起。
赚到的钱,女儿统统交给母亲。雷炳侠自称理财能力极强,而女儿恰恰对此一窍不通,“我和露露爸一天用不了几个钱。再说,我们的钱,以后给哪个?所有这些东西还不都是给女儿?”
雷炳侠不喜欢人家说她拿女儿赚钱。说到激动处,会像她在电视节目里表现的那样——高声大气带脏字——记者问她:“为什么之前不把这些跟媒体说出来,让别人知道你们的生活?”
雷炳侠一连说了三句:“有意义吗?有意义吗?有意义吗?”
然后自问自答:“没有意义。”
出名之后,干露露母女俩曾经招待一个电视台的记者,请到家里,说了三天三夜的故事,最后片子放出来了,剪辑得短短的,只有关于“裸”的一段。“哭着说的一些很感动的故事,全部都没有播。”干露露说。
从此以后,干露露再也不在家里招待记者,也很少对媒体回顾自己在老家的成长经历。
而现在,她愿意说,是因为她觉得自己开始慢慢被人尊重。
“我以前觉得我是我们学校耻辱,所以从来不说我是那个小县城的人,也不说我是那家高中的人,不想给他们抹黑。但是现在孩子们会说‘干露露真是我们一高的吗?’我听到特别高兴,他们为我骄傲,我就很愿意说了。他们也会说‘不好好学习没事的,以前我们学校干露露学习也不好的,人家现在照样在演艺界挺好的。’我觉得这样不好,大家还是要好好学习的。”
说这些的时候,她的语音里带着笑。

舒淇,张国荣,观音的孩子

干露露的一句“名言”被网友传播开来,她说:“宁愿在台上扒光,也不愿意被潜规则”。
策划人俏厶为干露露联络过车展。“见过太多娱乐圈的女人,生活中是个荡妇,表面上很纯真,这样分裂的人多了去了。干露露只是倒过来分裂而已。”再用俏厶的话说:“干露露哪怕是光着,眼神也是不卑不亢、小清新小纯真的。”
记者面前的干露露的确是一副活在童话世界里的模样。她说“法海就不应该毁坏许仙和白娘子的爱情,因为善良和美好都是我们人类应该看到的。”她说,“小时候看《妈妈再爱我一次》,看一次哭一次。现在快30岁了我前几天看还哭。”
网上有心理学家分析说:干露露的母亲给她发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指令,她都非常默契地接受了,而且配合得非常好。在事业方面,她被人理解为放荡妖女,但另一方面她母亲对她又有一种纯真的要求,仍然希望她是一个小女孩。她和她母亲都处于一种性压抑的状态。
有时候干露露也会觉得受伤。
4月布条装震撼北京车展之后,因为遭遇非议,她一口气删除了几百条微博,一路删到上了飞机手机关机没法再删。问她为什么删,是不是想学前些日子删微博的舒淇,她说:“我就怕别人说我学舒淇,难道还要让我学张国荣吗?给艺人一个活路吧,都不容易。”
干露露的意思是难道你们要把我逼死吗?她想到了张国荣。张国荣是因为抑郁症而选择离去,写下“人言可畏”的是阮玲玉。干露露可能记错了。
她母亲陪她面对非议。面对所有的“为什么”,雷炳侠万变不离其宗地给出三句话:“这些照片是普通的写真照片。我们没有伤害别人,没有触犯法律。我们做人,是问心无愧的。” 电视上的这个母亲经常表现得很生气。她强调她们是在正正常常地、辛辛苦苦地打拼。“现在大家都骂她婊子,可她要真是这样的人的话,我们就不至于这么辛苦地工作了,让她出去吃饭就养得活她自己。”她说,“为什么有时候她舍不得花钱呢,因为我们是通过我们自己劳动赚来的。”
这对母女坚持以自己的方式去理解世界。也正因为这样,她俩格外相濡以沫。一个半小时的访问中,干露露一共提到三十多次“妈妈”,“我希望有下辈子的话我来做妈妈,我妈妈做女儿,让我来对她付出。”而雷炳侠因为女儿的依赖而焦虑,“我说有天我死了怎么办,她说她你死了我也死”。
雷炳侠说她特别希望女儿能尽快找到如意郎君。她爸爸也是这个想法。“但是她不愿意,不出去,她怕别人对她有异心啊,我能怎样呢,她没有结婚我就有照顾她的义务。我也知道这个责任感很可怕,但是我不想让孩子受苦啊。有很多戏,我不去她就演不成,人家就给她pass掉了!你说可笑不可笑。”
雷炳侠说自己很多年没挂过吊瓶了,但是这些日子挂了七天,孩子爸爸来照顾了七天。
被问到父女关系时,干露露让记者去看她过去的博客。《父爱如山》:
“父亲老了,现在变的又黑又瘦,头发白了背驼了。他来北京,我还没来得及陪他一天,就接通知回十三陵拍我的电影。在回来的路上,想起父亲,我流下了泪。已经好多年没为父亲掉过泪了……”
那是2008年,干露露正在忙着跑龙套,一篇《新京报》的“北京宝贝”访问,能让她高兴半天。她还经常写汪国真风格的诗歌,发在博客上,诗歌显见少女之怀春烦恼。

我叮咛你的
你说不会遗忘
你告诉我的,我也全部珍藏
对于我们来说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永远不会发黄

2009年,不知是否和失恋有关,她不再往博客里放那些做梦似的小诗,情感抒怀一概收起。反倒是影视名人合影不断增加。
就在这一年,她在电影冯小刚电影《唐山大地震》里饰演一位老师,小配角。2010年电影上映,她的戏份被剪得一干二净。片方无须说明为什么剪戏。
2009年,干露露还参演了伍仕贤的《形影不离》,演一个女秘书,和《越狱》里的皮特?施特曼有一段激情吻戏。2012年,《形影不离》上映,整部戏的宣传对她避而不提。
有人说,压根这就是娱乐圈的一种规矩,剧组人员也得挣钱,小演员为了上戏,花钱弄个角色给你演,到最后一剪完事,导演得给下面人留条活路,对此心知肚明。也有人说,现在干露露负面新闻太多,想当女主角,更难了。
2012年开春,干露露独自去过五台山,她说她曾经想过去当尼姑,最终觉得使命并未完成,还没有一部能作为代表作的好电影,又下山回到北京。
“我出生的日子恰好就是观音娘娘的生日,我是观音的孩子。”干露露语气认真,就像她谈论起出生时那次算命。
干露露迄今没有在大制作里一举成名的命。不管是有负面新闻的时候,还是没有负面新闻的时候。有人说,现在干露露负面新闻太多,想当女主角,更难了。2012年干露露发光发热的舞台仍在展台。那里的女人都很敢脱,但是干露露比他们更敢脱。或者用母女俩自己的词:劳动。
《人物》记者说:你们应该很清楚,你们所说的劳动其实是冲击大众道德底线。
雷炳侠:“人的器官本来就很坦然,不能用邪恶的眼睛去看。这里面没有羞耻。别人怎么想,他的事。”
问:你把冲底线说得那么理直气壮、那么有优越感,是真心觉得冲底线比潜规则高尚?还是压根这个选择不过是基于经济考量,潜规则容易打水漂,冲底线立刻就轰动出名?
问:你把冲底线说得那么理直气壮,是真心觉得冲底线比潜规则高尚?还是基于经济考量,潜规则容易打水漂,冲底线立刻就能轰动出名?
一听这个问题,雷炳侠激动了:“在舞台上脱得光光,但她是干净的,是为了艺术而牺牲。下面看的人,谁敢硬得起来?我就是这么简单的说这句粗话。谁敢?谁敢?你有那个胆吗?你有那个种吗?我知道我又说了不该说的话,但作为一个母亲我就是这么想的。一些人穿得很多,他不是强奸犯吗?他不是流氓吗?至于高尚不高尚,那是别人说的。人家都在认干爹,我们不认干爹,露露也不愿意挣不该挣的钱,所以就靠自己的本事。难道这样有错?”
再问:你觉得女儿现在是大明星了吗?
她说:“还没有达到。但只要她曾经努力,能不能达到目标并不重要。年轻人最重要的是要有梦想。”
你觉得女儿现在快乐吗?
雷炳侠答非所问:“还是没征到婚。”

宁浩 自我互博术

Posted by bubeidarao on 七月 13, 2012

他的电影即将上映,但导演本人看起来并无兴奋之意。他在椅子里不停地变换坐姿,目光总是落在前方左上角一个虚无的点,扭肩、转动脖子,眼睛眨动很快,每说几句话,就重复这些动作。两拨记者交接采访权的时候,他摸出一瓶眼药水,往眼睛里滴。

片方的宣传人员正在叮嘱,“如果聊到《无人区》,不要用‘妥协’这个词,包括‘受害者’,这是一种引导。树立一种和审查部门的对立是不好的,导演还得往前走。”

宁浩正在和上一拨记者进行最后的交谈。他说自己就是个做街边货的,顶多博人一笑,“就算我做的东西成了牌子,那也是一地摊货,我的那些英雄都是地摊货”。

这种若贬若褒的态度,引来对方似真似假的夸赞。

记者:“您的心态一直都这么清醒?”
宁浩:“清醒吗?”
记者:“清醒啊!”

宁浩:“我不清醒。我其实一直都不清醒。我要是真清醒就不会总是要到事后才明白。每次都是这样,一做完就知道哪里做得不好。”

听着他们说话,我想起宁浩某位熟人的提醒:“千万别试图夸宁浩,也别被他谈话中自我互搏的部分给绕进去。他说事儿的时候很不愿意下结论,下完一个结论,当你表示同意,他就开始从另一个角度反驳自己,弄得你不知道到底该怎样,所以千万别附和。”

这番提醒有道理,但也不全是这样。他有一定的防备意识,比如——摄影师让他配合拍摄一些用于PS的头像照片,宁浩拒绝了。但他在某种意义上又是开放的,谈起在《桃姐》里的客串演出,聊到“演员”这个身份,宁浩突然说:“演员是神性的,他扮演的是某种人的代表,偶像也是神性的——‘偶像’这个词本来就是宗教用语。至于有些人因为够漂亮就能成为偶像,也是有原因的,他们的美本身就代表了全人类对美好基因的追求”。

这番话不但说得诚恳,而且说得深刻,宁浩的眼睛直视对方,种种令他不舒服的毛病似乎都暂时远去了。但是没过一会儿,他又开始缓慢地晃悠着肩膀,转动着,像是要把什么东西从身上甩出去。肩膀、颈椎,这都是导演的常见职业病。

轮到我来领教他的“自我互博”的一个小时开始了。

 

1、

和以前一样,宁浩的新片《黄金大劫案》又是一个关于小人物的故事。在《香火》,小人物是个和尚,为了修建佛像最后骗了一笔钱。在《疯狂的石头》,小人物是一个保卫科科长,他得保护一块翡翠。剧情看起来完全不同,但小人物们无一例外受到金钱的诱惑,他们在欲望面前做出选择,承受不同程度的精神挣扎。《黄金大劫案》把故事背景放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几个年轻人去劫伪满洲国银行金库,宁浩电影的基本元素都还在:小人物、钱。

我问他,为什么爱写小人物。

“我就是这个阶层、这片土壤里生长的,我了解普通人的不足、痛苦、希望,所以热爱他们。咱们国家没什么根正苗红的大人物,大多数人二十年前都一样,都是从一穷二白开始的。”

他自己正是“小人物变英雄”这个故事套路的现实版本——曾经是钢铁厂里的家属子弟,来北京当北漂,靠拍MV挣钱,最后成长为社会主流语境和投资人认可的青年导演。

“我是从太原钢铁厂出来的,母亲是厂里做宣传的小干部,父亲曾经是军人。后来读了十年子弟学校,周围的朋友都是工人和工人之后。我对工人的生活很熟悉。工人曾经是无产阶级,这曾经是一个非常……主流……的阶级。这个阶级一没有钱,二没有权,他们没有这些东西可以交换,所以更重感情,因为他们有的只是情感、义气、江湖。工人阶级身上的某些色彩近似于黑帮片,比如特别看重规矩,谁讲究、谁不讲究,一清二楚,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你给我送碗饺子我给你送碗面,今儿谁揍了你,明天我帮你去揍他,一种类似江湖义气的规则。”

老大哥有点像黑帮片,江湖义气有点像工厂区的人际规则。宁浩认可小人物的价值,认为他们可以成为了不起的人,但绝对不是成为社会所认可的那种“英雄”,所以他总是双向论证这个事情,要么是证明小人物可以成为真英雄,要么是论证社会认为的英雄实质上是狗熊,是假的。

再往下,谈到他对新片的判断,宁浩自己做出了一个近乎残酷的判决:

“不好”。

那一瞬间我特别吃惊,一个新片即将在半个月后上映的导演,坐在这里告诉我,他觉得他的新片不好,这和我们熟悉的任何一种商业性质的发片宣传套话都不符合,也完全可以被人用作攻击和伤害这部新片的凭证。于是我问他,说这句话和之前的“地摊货”,是不是因为他太低调、太谦虚,或者出于对完美主义的追求。

“就是不好,它有什么可谦虚的。‘好’是有标准的,在我这看来就是不够好,不够完美。有太多毛病而且毛病非常清楚,我每次都是一拍完就知道电影该怎么改了。最后一剪完,觉得重拍一遍就对了,这场应该这么拍,这几场戏合在一起就对了。”

如果说这是一个审判,那么审判者是谁?

“就是我自己。”

片方小马奔腾公司的宣传人员就坐在旁边,姑娘正在电脑上工作,她好像没听见这番话。

 

2、

继续说“工人阶级老大哥”的故事。

“这里有情感、兄弟关系,因此除此之外实在没有别的,没有利益交换。我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的,看到更多的是除了钱和权之外的东西,是那样的人性。”

没多久,这一切发生变化,改革让大量工人离开岗位,他们被送进社会自主择业,变形成商人、手工业者。

“你能看到他们从企业工人变成小市民,人群里的欲望和规则随之发生改变,对他们旧有的东西发生冲击,他们就活在这种挣扎里面。《疯狂的石头》说的就是最后一茬还扛着的工人阶级——工厂里的保卫科科长是非常工人阶级的一个形象,可以说是最后的工人阶级。到了《疯狂的赛车》,主角就是一个下岗的工人阶级,他从旧有的体制中流入社会,变成鱼贩子,但他还要顾及他以前固守的一些情感——而这种情感的方式不是商业社会的方式——商业社会不讲感情的,只讲游戏规则。”

宁浩突然笑了,是那种中年男人喉头发出的干笑,像是为了润滑谈话中的某处地方。

“商业社会只讲契约的,是吧?”

这里似乎不需要回答,但我小声承认“是”。

“城市型文明是讲契约精神的,咱俩协议签错了,对不起你得认。这是冷冰冰的商业规则,是资本的运转。它在消融过去的、传统的、旧有的界于农耕和工业化社会之间的情感纽带,它在消解这样的情感。所以你会看见这类的人在挣扎,我也经常看见他们在挣扎。”

这些对话被整理成文字的时候,看起来很理性。但是当宁浩在说的时候,你能直接感觉到声音里的那种冷。

“他们很分裂,时而很怀念那个时代,时而还在按那种处事标准在处理问题,时而对现在很愤怒。新成长起来的一代倒是如鱼得水,他们没有包袱,就是按照城市规则做事情,简单、直接,以契约文明为主,人情比较冷漠。情感的空间被压缩了。”

我问他子弟学校是个怎样的地方,直觉那里可能是比较温暖的回忆。被宁浩打断了,他完全没有听进去,而是接着刚才的话——“现在有几个人是那种兄弟结婚或者兄弟有难的时候,真的就能大量的钱拿出来,倾尽所有帮助别人?”

短暂的沉默。

“你现在有兄弟吗?”我忍不住问他。

他好像醒悟过来似的:“有……有朋友或者哥们,但是很难有那样的哥们。”

 

3、

工矿子弟学校的孩子都野,宁浩的学校里有两种人,一种是帮会性质,少年暴力集团,有些孩子辍学了就天天在学校附近游走,那个年代有文革遗风,出门被人截或者截别人的事都很多。还有一种孩子是好好学习不问江湖事,过二十年再看,混得比较好的是后面这种,但前面那种孩子里也有混成亿万富翁的。

“上学就得防着点坏孩子,要么自己去当坏孩子。我是坏孩子里不太坏的,混在他们里头是为了寻求保护。自己成绩不太好,好孩子堆里打不进去,但跟他们不陌生,也能聊一聊,属于坏孩子里能和好孩子聊的人,大概就是那样。骑墙派。”

骑墙派的特点是想得比较多,也可以说是善于思索。

“每个人活下来最终极的命题就是有一次考试:死亡。”他很认真的对我说。

“成长的体现形式是痛苦,方式是牺牲。只有牺牲、割舍掉一些东西才能继续下去,所以成长不是个温和、快乐的事情,但痛苦和牺牲预示着成长,人生就是在一个又一个的痛苦中历练自己,明白生命的真理。成长的最高层级就是‘真理’,就是佛教说的‘大无畏’。人从一生下来就奔着那个考试去了,其实时间不长,算你80岁,也就三万天。”

在《无人区》之后,宁浩拍《黄金大劫案》,这部新片还是说小人物的故事,但他这次想展示的最新领悟是:必须牺牲,才能成长,这种境界叫做“无畏”。

按照宁浩的算法,已经35岁的他,只剩下不到两万天,而他对这一终极考试的描述是:“奔向那个考核的时候有没有勇气面对?有没有成长到那个层级?如果没有勇气,没有做好准备,将会非常痛苦的面对死亡。所以成长变成一个很必然的东西,你不得不向前成长。”

餐吧里的服务员来回走动,铺设桌子,他们准备迎接晚餐客人。坐在桌子对面的宁浩吃了块果盘里的西瓜,总结道:“出生的时候只是一个最低级的生命,七情六欲,像动物一样只有欲望没有别的,然后逐渐认知情感的力量。认知到情感需要什么?牺牲掉你的欲望。但要牺牲掉情感,你才能认识到真理。你要牺牲掉那个东西。”
4、

说说你的价值观吧。

“我还是比较正向的,比较重视温暖的东西——但我也是一个悲观的荒诞主义者。这是一个冷冰冰的现实世界,一个冷冰冰的宇宙,和它的规律。”

宁浩又发出那种润滑剂似的干笑,我们无可奈何的对望着,他说“冷冰冰的宇宙”,我知道他说的是对的,那就是他的感受,某种意义上,他活在一个冰冷的宇宙里。

这时候应该提一个欢乐一点的话题,于是问他《黄金大劫案》的拍摄中有什么好玩的事。

“比较平顺,就是太热。当时在上海的车墩拍,我们的棚里没有空调,还是铁皮顶的,太阳一晒特别热,棚顶还有八十万瓦的灯。头一天去了,演员必须穿棉衣。突然飞进来一只鸟,飞到一边,掉地上死了。热死了。牺牲了。”

宁浩说得呵呵笑,这次是真笑,他从来不是怕吃苦的人,这种具体的折磨算不上痛苦,顶多是一种热腾腾的痛苦,比那个冷冰冰的宇宙强。

“花一年半干了一套电影,和我以前的生活是一模一样的,我有点厌倦这种生活了。从开始编一个剧本,到写,到最后上映,我有点烦了。十年拍了六套片子,十年……十年拍了六套。从2002年,拍了六套电影。”他反复地回忆,语速突然变慢了,也许他的脑子里正在轮流播放电影,快速通过式的,《香火》、《绿草地》、《疯狂的石头》、《疯狂的赛车》、《无人区》,以及《黄金大劫案》。

“拍电影的人,一旦进入拍电影的状态,基本与世隔绝,进入另一个世界中,一切为之服务,从早上起床每分每秒都交给它,没有自己的空间了。我经常觉得时间过得飞快,低头干一件事开始,抬头一看,两年了。只有电影和电影之间的空白时间是你自己,除此以外不是自己,是在演一个别的东西,扮演一个导演。我刚才突然意识到我都35了。在我的感觉当中,我也就30岁。”

他的生活被割裂成一部电影加上映加宣传加间隙再加另一部电影,如此周而复始。他对时间的感受已经和旁人不同,对于他,一旦开始创作,时间就停止,出来之后,几乎不知道这个世界已经过了很多时间,在那边,时间是相对静止的。

问他,这几年,你对你自己好吗?

“不好。连时间都不属于自己了,能过得好吗?”

那你身边的人,比如父母、妻子,他们过得好吗?

“他们……其实只是,我挣了钱给他们,没时间去照顾他们,所以最后……。看你在哪个层面来说吧。相比较那些领不着养老金的就算好了,至少有收入,可以维持一个所谓相对体面的生活。但是如果比较全家团聚,那不可能,没办法,工作性质决定的。只能选择是这样,或者你无权选择。”

中国最有名的青年导演,诚实地承认他能给父母的就是这么多。

新江湖 新大哥

Posted by bubeidarao on 五月 15, 2012

车库咖啡老板苏菂先生的男中音令人印象深刻。

嗡嗡作响的车库咖啡大厅,近二十摊人在各自说话,苏菂从办公室出来巡视,和各种人打招呼聊天,把一个人介绍给另一个人。他的男中音始终低沉有力的覆盖着这个场子,带着无拘无束的笑。即使是第一次来这里的创业者,听见这样的笑声,也会由衷觉得:苏哥待会儿一定会来找我聊一聊的。

这种想法让人觉得很有安全感,在这个挤满了陌生人、别人都在眉飞色舞聊着项目或者和熟人聊天的地方,坐下来的成本只需要一杯咖啡,剩下要克服的就只是心理门槛了。

名为“车库”的这家咖啡馆,在海淀区中关村的基督教堂背后,从IT业的角度来说,地理位置得天独厚。100米以外,是李开复的创新工场。300米,是新浪总部。800米,北大南门。1400米之外是以“海龙”、“鼎好”为代表的中关村电子城,也是地铁中关村站的出口。对于大部分客人而言,地铁是抵达此处的重要交通方式,他们来自北京城的四面八方,通过十号线、四号线一路换车来到中关村,穿过IT巨头们的一系列办公大楼和摩天玻璃幕墙,走进车库咖啡,在这里,苏菂等待着他们。

从2011年4月车库咖啡创办以来,整整一年,苏菂几乎每天都在这里。

他在这里的主要工作任务是聊天,对象包括早期创业者、投资人,来访的官员、金融机构、律师、记者、做调研的大学生……据说每天要接待80-100位客人,有的时候一天要聊十几拨人,这还是指比较正式的聊天,像那种蹭进他的办公室小屋,抽根烟聊两句的,另算。

车库里一个和苏菂有关的著名聊天故事是这样的:

出生于1987年的莫小翼揣着几千元的资金创业,听说这里可以给早期创业者提供免费办公环境,莫小翼和另外三位伙伴成为首批入驻车库咖啡的客人。第一个月,他和团队每天只点免费续杯的柠檬水,让老板苏菂哭笑不得。一个月过去了,莫小翼埋头工作,突然,苏菂喊他:“给你介绍个朋友,过来聊聊”。

莫小翼见到的是投资人林先珍,他还有另一个身份:车库咖啡的投资人。正为创业忙得焦头烂额的莫小翼没有准备好创业计划书,他只得到5分钟介绍自己在做什么,这场见面就结束了。打断谈话的来访者是蔡文胜,和林先珍一样,蔡也是福建人,他们俩一个来自莆田,一个来自石狮,林先珍的成功案例是在早期投过“58同城”,蔡文胜则以域名投资和微博营销的活跃程度而著名。莫小翼就此离开,以为这场谈话就算是没了下文,谁知第二天接到苏菂的电话,说林先珍就在车库等他。再次云里雾里的聊了半个小时,苏菂宣布:“车库咖啡的第一笔投资达成了。”莫小翼回忆说:“我从没想过找这么知名的投资人,都不知道去哪儿找,整个过程稀里糊涂的。签下协议后去开会,鲍岳桥和安盟也在,我才知道是他们三个人一起投的。”

和林先珍一样,联众的创始人鲍岳桥和“我爱我家”投资人安盟都是车库咖啡的股东,在这个“千金买马骨”式的故事里,车库咖啡和莫小翼都是受益方,居中牵线的是苏菂。这种“中介”式的聊天在车库咖啡还发生过很多次,苏菂从早到晚忙的也就是这个,一年之内,有十三个创业团队在车库拿到了200万美元以上的投资,各种各样的创业者和投资人纷至沓来,车库咖啡成了早期创投圈里一个新诞生的江湖。

车库刚开张那年,苏菂通常呆在大厅,到2012年的4月,来车库的人已经基本固定了,新面孔的创业者很少,多数是来听沙龙的、来取经的、来采访的、来调研的、来考察的、来谈合作的,聊不胜聊,苏菂找了一个叫魏峥的小伙子分担“聊天”任务。

在这些人里,最早向我提到“江湖”这个词的,是险峰华兴的投资经理王京。

“车库咖啡就是一个江湖,是武侠小说里的客栈。客栈是什么地方?来来往往很多人,你不知道每个人的背景是什么。为什么苏菂搞得定?因为他很有亲和力,没有太多的利益倾向、观点,而是游刃有余,对任何人都持有开放的心态,不管你是官是匪,来的都是客。”

王京用“金镶玉”这个《新龙门客栈》里的经典角色来形容苏菂,在他看来,金镶玉和苏菂是一类人,他们对每个客人都热情洋溢,认为对方很牛,尊重他们。这样的客栈老板,女性版是金镶玉的风情万种,男性化的外现方式就是苏菂的自信、豪放、亲和力,他用交朋友的方式去做生意,久而久之,客人也觉得这里就是一个江湖,像王京,平时习惯在办公室里接待商业团队,很正式的聊,但他在这里会说“哥们,你这事真不靠谱,收手吧”,特别直接。他这样理解车库咖啡的意义:“投资人和创业者都需要社交,但是两边有鸿沟,苏菂抹平这条沟,让双方坐到一起来谈,并且做了开场白。这就像婚介所,男女第一次见面很尴尬的,必须有人介绍,就靠这一句。”

风投这个行当本来就是中介,现在中介也需要中介,苏菂创办这家咖啡馆,就是要解决投资经理的社交问题。北京太大,交通不便,投资人寻找项目、看项目的效率很低,一天能见三四个项目就不错了,大部分时间都浪费在路途上。

作为蓝汛公司前任投资总监,苏菂对这一切很清楚,他说:“我开始考虑,如果把创业者、投资者之间的物理距离缩短,效率会不会提高?”

这带来了“车库”咖啡馆模式,名字则来源于苏菂的北美之行,他被硅谷那些诞生于车库的传奇故事感动,想借此带来脑力震荡的创新气息。

曾经有人开玩笑地跟苏菂说,“还记得美国西部的淘金热吗?淘金者没有淘到金,旁边给淘金者卖水的商贩却发财了。这就像车库咖啡和创业者,我们的创业还没成功,但你们却发了。”

其实,“卖水的”这个定位远远不能概括苏菂的职能,他是服务者,也是平台的搭建者,同时还充当中介;既是客栈老板,也可以说是“创业红娘”。

在这几个身份中,“卖水”恰恰是他是最不重要的一个角色,也正因为此,苏菂屡次强调,车库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咖啡馆,咖啡和简餐的种类会增加,但这不是车库的要点所在,他们卖的是商业服务,未来可期待的增长点,还包括线上网站的广告收入。

就像江湖里那些真正的高手一样,苏菂不太爱谈自己的事,只是淡淡说,北京人,西城长大的,家里都在国家机关工作,比他大七岁的哥哥在民航总局工作,“发展得很好”,但苏菂不想靠家里,从读大学时起,他就决定自力更生。

起初是卖电脑,刚上大学那会儿是1998年,他有个高中同学在电脑零售店打工,知道利润高,一台能挣一千多。苏菂决定也干这个,大一下午没课,他从北京联合大学北四环赶去西单华威,在八楼卖电脑的专卖店挨个问,要不要做兼职的。

“当时一台电脑能提50到100元,一天卖十几台,也就是一天挣一千多。当时我特别勤奋,来个人就上去招呼、介绍产品,主动性特强。顾客认可你,购买你的产品,这种感觉很舒服,简直太爽了。我发现,卖电脑卖得多,就能获得那种感觉,只要能持续那种感觉,就不难赚钱。”

这样的人生,像游戏里打怪升级,很过瘾。大学打工,一个月挣1800元,感觉很好,这份兼职他做了三年。毕业后,和几个发小一起创业,那时候卖电脑已经没多少利润了,一台只能赚四百多,“2000年底,四个人凑了四万块钱,算过会赔多少钱,结果是一人两千,这个数字能接受,于是全身心投入,往好的方向做。一共就干了四个月,不但没赔钱,每个人还赚了800块。这是我人生中第一个有价值的事情。”

算起来,苏菂找到他人生中第一个有价值的事情,那时候他才21岁。伺候,他就一直在寻找这种投入工作并且被人认可的感觉,这对他来说“太重要了”。

在蓝汛当总监的最后一段时间,苏菂感觉到它正在慢慢消失,“只是签合同,没什么意思”。

当时他给自己定了个目标,要做到公司上市。等到公司上市成功,他离开蓝汛,创办了车库咖啡——赚钱没那么快,但能够带给他这种感觉的地方。这种无以名之、“很爽很舒服”的感觉,苏菂自我归结为成就感,“我就是一个以成就感为导向的人”。

现在的“车库”咖啡,起码从外表看来,找不到什么成功的标记。这里环境简朴,提供多种自助服务,牛人朴素的坐着,就像客栈里不动声色的高手。墙壁如同拉萨或是云南的那些客栈,贴满招合作伙伴的纸条一层盖一层,就像背包客找人拼车去阿里或墨脱,又像贴满校园社团招聘启事的大学三角地,有人以极其随意的字体手写:“你是否认同教育体制?是否认为中国教育需要改革?”,这像是大学里的激昂男生笔记本里撕下的一页纸,其实是一个和教育有关的创业项目自荐。

作为客人,点一杯咖啡可以坐一整天,就算什么也不点,也可以坐半天。服务员似乎吃不准这人点过单了没有,纷纷杂杂的人在大厅里铺着谈事,桌上有饮料没饮料的混在一起,看不出来。

的确,苏菂不太管这些事情,他在里屋上网,盯着电脑,查看车库网站当天的PV流量。烟抽得不少,但他抽烟抽半截,面前的烟灰缸里堆满了长长的烟屁股。晚饭过后,一堆年轻人也进来抽饭后烟,其中包括苏菂的合伙人魏峥。在这个房间里,只有魏峥和苏菂把两腿搁在沙发上,他们是坐得最放松的两个人。俩青年点了咖啡、简餐,暂时先搁着不吃,听魏峥分析一个项目的利弊。

这一年来,苏菂身边以年轻人居多。比如莫小翼,经常和苏菂一起玩魔兽、CS,在他眼中,苏菂是个大男孩而不是中年男人,“如果是中年男人,肯定玩不到一起”。投资经理王京也是八零后,他所在的投资公司以“险峰华兴”为名,指的是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高度8611米,是世界上最险峻难攀的山峰之一,一个投资公司用这个名字命名,大概可以想见主事者的青春、理想和奋发。

总体来说,车库能玩到一起去的这帮人,范儿都很接近,普遍具备理工科背景、执着于创业、爱好旅行或是游戏。他们在一起嘻嘻哈哈,谈项目,也谈怎么玩,间或还侃侃业内轶事,八卦一下。

和那些更年轻的男孩相比,苏菂的感性要隐藏得深一点,他喜欢说“追梦”类型的故事,比如一个百度出来的工程师,一个人坚持干了一年,每个月光服务器就得花2000多,也没收入,所谓团队就是他自己一个人,“这就是一个追梦的人,追着追着说不定哪天就成了。哪怕他赚不到钱,但他喜欢,但他活着。”

 

《人物》VS.苏菂

《人物》:来车库咖啡的创业者一般都是怎样的人?
苏菂:富有激情,他们的身上充满故事。

《人物》:你喜欢的创业者是怎样的?
苏菂:认真、坚持。另外,思考也很重要,车库咖啡开张半年,我一直没有急于发展,因为一直在观察创业者的需求,等到真正明白自己能够做什么,才把网站和企业服务部的事情确定下来。

《人物》:从车库咖啡的装修和你个人的风格来看,似乎更青睐简单、实用的做事方式?
苏菂:踏踏实实把事情做出来就得了,我正在做的事情是产业链中的一环,简单,但能带来价值,创业团队能在这里获益,就这么简单。

《人物》:能给想创业的人提几个忠告吗?
苏菂:早期投资就像谈恋爱。谈恋爱本身就是投资,投的是人。不管是创业还是投资,最重要的事情是找准合作伙伴,看准人。当你想把事情做的更好,往往会发现缺乏完善的系统,以及高效执行的各类人才。

《人物》:怎样的创业模式是你不欣赏的?
苏菂:出来半年就找投资的往往不成。

《人物》:你最近说过什么感性的话吗?
苏菂:每人心中都有一个乌托邦的梦想。

车库这一年

Posted by bubeidarao on 五月 15, 2012

2011年4月7日,车库咖啡开业。

2012年3月,老板苏菂开始展望这件咖啡馆的周年庆:“这一年过的跟做梦一样就过来了,泡在车库超过300多天,感慨一堆,认识了无数好朋友。很多人问车库如何盈利,其实不盈利都无所谓,结交了朋友才是最好的感觉。”

他和这间咖啡馆的客人,正在这里谈论一些和创业、梦想、未来有关的事,那些和利益、投资相关的话题,在这间简朴的咖啡馆里居然显得有些热血、有些温情。

像流浪者那样去创业

作为咖啡馆而言,车库相当简朴。它位于海淀图书城旁边,最明显的地标是附近高耸的基督教堂,老板成心选了这个不容易被找到的二楼,为了不让那些逛街逛累了的情侣误入其中,搅乱了气场。

车库的服务员不是美女也非帅哥,吧台没有咖啡馆刀叉明净一字排开咖啡机轻声轰鸣的景象,更像饭店的酒水柜。午间简餐一律装在大盘子里送上,上餐时间约为5分钟。盘子不像碗,饭菜用勺子很难舀干净,对于需要吃饱又需要节约的创业者来说,这不是一个体贴的设计。体贴的地方在于:每张桌上都有一个小牌,正面写着“欢迎交流”,反面是“工作中请勿打扰”,下面还附有桌号,这有点像上下线酒吧在上世纪曾经设计的交友方式。

每天中午一点半,普通话不太标准的服务员上台宣布午间交流开始,如果你有项目想自荐,在吧台报名后就可以上台演讲,每人拥有3分钟。主持交流的服务员还会介绍某投资人在某桌,某项目在某桌,新浪云计算待会儿会来人会坐在某桌。正在攀谈的两个男人停下,专心听着台上的演讲,其中一个喃喃自语:“这里是故事产生的地方”。透明、开放、亮出自己,车库方式容易让人兴奋,也让人敢于想像属于自己的故事正在发生。没过多久,这两个男人决定交换联系方式,一个掏出了名片,一个暂时还没有自己的名片,只能提供电话号码。他们决定去更隐私的地方聊一聊,于是去找服务员。

“包间多少钱?”他们问。

“一小时十块钱。”

“开一个。”

服务员迅速冲着里头大喊:“给这两位先生开个房间!”

花十元钱就可以得到小会议室的一小时使用权,这在北京绝对是物美价廉。车库咖啡被人戏称为“穷创业者”或“草根创业者”的聚集地,如果苹果设备可以作为一个消费指标,这里的大部分咖啡客使用联想、惠普,苹果寥寥。在冬天,车库咖啡仅靠几台立式空调显得供暖不足,于是很多客人穿着羽绒服办公。翻桌率很低,大部分客人要在这里消磨一整天,他们喝掉第一杯咖啡后一般不再接着点单,而是喝免费的热水。一半的人低头看电脑,另一半人正在和人交谈。普通的工作日下午,咖啡馆里会有50到70位客人,他们的人均停留时间估计超过两小时。

再去车库咖啡是在周末,这里有活动,客人一进来服务员就招呼:“请在吧台点单”,有点买票的意思。客人们排队买饮料,菜单不够用,主要饮料和简餐都写在白板上。每人发一只“愤怒的小鸟”玩偶,凭小鸟或猪领单。

与此同时,和车库性质类似的贝塔咖啡也在营业。贝塔面积较小,在隔邻的办公大厦。这栋大厦和中关村的很多办公大楼类似,外表光鲜,物业服务粗糙。如果试图从南门进入,门上贴了条子:“本门已坏,请从东门进入”。大厦东侧的推拉门用垃圾筒顶住,旋转门上贴着:“本门已坏请走北门”。北门是可以进去的,贝塔咖啡就在北门进去的不远处,他们打出的定位标语是:“咖啡、朋友”,车库咖啡显得更直接一些,“创业、投资”。

环绕中关村创业者的,除了车库或者贝塔这样的主题咖啡馆,就是各种相对便宜的用餐场所。车库楼下有沙县小吃、李先生牛肉面、马兰拉面,李先生牛肉面从2012年1月1日开始涨价,平均每种上涨一到二元,算来算去,还是沙县小吃最便宜,或者奢侈一点,在车库吃个创业者套餐。别小看饭钱,有创业者说:“天天喝杯咖啡,也不便宜”。每一点善意和支持对于他们都非常重要,这一点车库很清楚。从1月9号开始,车库咖啡更换新桌牌,不再设有“请勿打扰”,只有“欢迎交流”,并且申明柠檬水开水自助,免费供应。

 

为什么创业者需要社交

咖啡馆老板叫苏菂,大家叫他苏哥。第一次看见苏菂,他正从小办公室出来,陪着客人看贴满纸条的招贴墙,站在那里,无所顾忌的撩起里面的衣服塞进皮带里,一会儿掏一会儿塞,整理了好半天。看得出来,这是一个有魄力、不拘小节的男人。

创办车库咖啡之前,苏菂曾经服务于纳斯达克上市公司蓝汛,从销售主管做到投资总监。现在头衔换了,投资总监变成咖啡馆老板,但做的还是创业投资这件事,只是把工作形式换成了更加灵活的咖啡馆模式。这种方式正被业界看好:“著名的创新工场在移动互联网初创企业投资方面占据了重要的战略位置,但是这远远不能满足北京众多天使投资和早期投资个人和机构的需求。最近几个月里,在创新工场方圆不到800米的地方,就出现了多家比创新工场更早期的投资机构,他们的共同特点在于,都是以咖啡厅聊天的形式给创业者和投资者提供一个相对宽松的交流和沟通氛围。”

投资人寻找好项目的压力,丝毫不亚于创业者寻求投资的迫切,甚至比后者来得更急。车库咖啡确实是为创业者设置的,它提供了廉价办公场所,让初创团队有可能在很好的位置用更少的钱实现小团队办公,它还提供了并不昂贵的餐饮标准,没有最低消费,这就让创业者可以用低廉的成本去实现较为体面的社交,但实际上,车库咖啡更是为投资人设置的,它首先满足的是投资人和投资机构的社交需求。归根到底,为什么创业者需要社交,是因为投资人需要社交。在这个基础上,早期创投形成了独有的“咖啡馆模式”,创业者和投资人的利益被连接起来,如果双方都能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那就是双赢。

在苏菂的介绍里,车库咖啡除了给创业者提供资本对接渠道之外,还要“创造安静、隔离的办公空间,细分交流区域和解决创业团队的低成本居住问题,我们的目标是给早期创业团队打造一个完美、开放、共享的办公室。”

不但要让创业者来,还要让创业团队能长期坐下来,这也和投资人的社交需求分不开,社交并不只是意味着对项目前景的瞬间意见交换,还包括一个长期的观察过程。新浪的微博基金高级投资经理赵延表示:“社交帮助投资人和团队的人认识,这很重要。尤其早期团队,他们的人员组成和项目本身稳定性都很差,也许你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在做的项目你不喜欢,但是他有可能在过程中调整了,而且调整得非常好,如果你们有好的沟通,他会第一时间把调整告诉你,那么可能会得到一个好的项目。”

 

凡有血性,必有所争

“他是做大学生旅游产品的,原先在广东做,线下赚了几百万,是吧?”苏菂望向一个小伙子。
“是的。”男孩点头。

类似这种介绍在车库咖啡很常见,几个人围成一圈,不管认识不认识都有的聊,如果有苏菂在场,聚拢过来的人就会越来越多。上面被介绍的这位小伙子叫钟清华,广东梅州人,出生于1984年,中山大学毕业后就开始创业,曾在广州自组团队,现在决定来北京开拓市场。2011年底,钟清华住在劲松,每个月租金是八百元。这段时间里,他去过必帮咖啡,车库更是常呆,新浪微博的名称也从“钟清华超越梦想”悄悄变成了“钟清华_学程旅游网”,宣告着北京业务的初步开展。

开发手机通讯录的杨先锋比钟清华来得更早,他从车库咖啡开张时就来了,从网上找的美工和技术,组成四人团队,每个人都自带电脑,中饭吃创业者套餐或者在楼下吃快餐,希望把单人用餐额度控制在15元,但总是会超标到20元左右。在这里,他们的工作强度和专注程度丝毫不亚于在密闭私人空间里办公的团队,经常从早晨七点工作到晚上十二点。这组人总是坐在一张四人桌旁边,每人一把椅子,脸上都是一副沉默寡言的表情。他们不坐舒适的沙发位,不和人聊天,只是一心做产品。

这样的进取带有时代气息,又带着青年人特有的竞争意识,有一位顾客这样形容车库咖啡,他说:“凡有血性,必有所争。”另一位曾在网易实习的传媒青年熊阿姨则在日记里写:“来自中国不同省份、不同家庭和教育背景的程序员们纷纷来到北京,租一个小房子,热情地去做一份虽然小,却信心十足觉得前途无量的工作,这种场景,只有当年美国的淘金潮能媲美吧?”这个敏感的女孩注意到“下厨房”App的首页是万能青年旅店的歌词:“是谁来自山川湖海,却囿于昼夜,厨房与爱”。“下厨房”也是创业者刚刚做起来的新网站,办公室就在回龙观的一个民居里,他们刚刚吸引到一笔风投。

创业漩涡的周围还吸附着一些更微小的、试图改变命运的人。曾在车库咖啡工作过的服务员小美来自秦皇岛,大专读了计算机,但没学到什么,后来在太原一个小网站当文字编辑。这个出生于1987年的女孩从高中时开始广泛阅读杂志,由此知道“李开复是青年人导师”。后来又有了新浪微博,立刻关注了李开复,又顺藤摸瓜的关注了互联网上的一票名人。也正因为此,她知道了北京有个车库咖啡,于是决定放弃太原的网站工作,去车库当服务员。在车库,她听到了很多新鲜名词,开始尝试给自己设计新的职业路线。想过学SEO(注:即搜索引擎优化),觉得太难,又看见有一种职业叫咖啡师,被制作咖啡的压缩机器吸引,觉得很酷,便放弃包吃包住的车库咖啡,去三里屯的一家精品咖啡馆工作。那边不提供吃住,但小美觉得这不是大问题,她在双井租了个床位,房间可以居住八人,小美住上铺,每个月只要五百块钱,比下铺便宜五十。现在,她开始过自己设计的新生活,学习咖啡技术,尝试成为女咖啡师。回忆起车库,小美还记得在她曾目睹过的那些创业者会议,甚至能清晰描述出“买家工具”这样的词。车库在她的生命中扮演着承上启下的角色,正如同李开复,如同那个太原的小网站,如同现在的这家精品咖啡馆,构成小美生命里未被合拢的一个环节。

 

创业热潮和咖啡馆文化的互容

苏菂强调了不止一次:“车库咖啡就不是一个咖啡馆,而是垂直于创业者的平台”,但这个平台毕竟还是以咖啡馆的面目出现,它不可能是酒吧,也不会是茶馆,唯有让人清醒、鼓励平等对话的咖啡馆最适合承担“社交+办公”的双重使命。伦敦大学教授马克曼•艾利斯在《The coffee house -a cultural history》书里提到:“对于形形色色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而言,咖啡馆就等同于各种网站。从1990年代配备互联网设备,到现在可以无线上网,咖啡馆进入一个新世纪,咖啡馆和信息时代从来没有吻合得如此天衣无缝。”

互联网的时代仍然是咖啡馆的时代,这两种文化因其平等、自由交流的相似本质而获得沟通,互相促进。“鱼眼儿咖啡”老板孙瑜认为:“咖啡馆一直都担任着人群信息传递交流的作用,在互联网发达的今天,这种作用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增强了。每个咖啡馆就像是有着不同客户群体的网站,聚集着不同圈子里的人。今天在中关村某个咖啡馆坐了一会,周围人都在谈论着上千万的高科技买卖,而在三里屯则是谁在拍什么片子。咖啡馆本身就是一个神奇的网站”。在这一点上,咖啡馆很像Twitter,你可以自由的发表意见,展示自己,车库咖啡正是这样。

苏菂做的事情还不止于此,他千挑万选,把咖啡馆开在一个奇妙的地理位置,距离中关村和IT企业如此接近,从而让咖啡馆里的谈话总是建立在特定的话题里。同样的事情曾经在英国十七世纪上演, “律师们自然地聚集在法院附近的咖啡馆里,南岛咖啡馆和希腊咖啡馆因为浓厚的法律气氛而闻名,圣保罗大教堂旁边的咖啡馆则吸引了大量牧师,商人和保险、股票经纪人出没于证券大街上的咖啡馆。因此咖啡馆里的谈话变得非常专业化,具有特定兴趣爱好的人就能够找到趣味相投的人,总而言之,咖啡馆变成了一个专业信息流通市场,也因此变成了一个兼具同行批评、百科全书、研究中心和研讨会等各种功能的研究平台。”

能够成为平台的咖啡馆是好咖啡馆,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是咖啡馆,恰恰相反,这样的定位令咖啡馆回归了它的古老本质:一个鼓励讨论的现场交流场所。反过来我们要问,是什么让咖啡馆变成了连锁店、牛奶和加糖饮料的泛滥之处、小资情调的代名词?或许大家会认为咖啡馆本该如此,但实际上只是上个世纪连锁咖啡馆席卷全球之后的事情,只要把眼光稍微放远,就会发现曾经有很多伟大的咖啡馆主人试图将自己的生意同某一种专门的商业活动建立起稳定联系,而咖啡馆文化衰微的标志正是客人们不再尝试互相交流,他们各自为政,互不相干。车库咖啡的特别之处正在于此,这里没有时髦到令路人觉得为自己的寒酸而不安的潮男潮女、精细到让你搞不懂的咖啡分类、无法分离片刻的异性或者同性情侣,它反倒是有一点咖啡馆文化上的返祖感觉,当国内二三线城市的咖啡馆竞相卖弄假奢华、蓝山咖啡,一线城市咖啡馆玩“国际化”的时候,车库咖啡返祖了十七世纪吵吵闹闹的英国咖啡馆里的某些特征:平等、自由、开放无拘束的精神交流。

 

 《城市画报》问创业者

孔维扬:电商网站For Her & For Him创始人之一

《城市画报》:早期创业者普遍遇见的问题是什么?

孔维扬:最大的问题一个是团队的建设,一个是资本。创业者需要得到帮助,资本很重要。

《城市画报》:你在创业时的条件是不是比他们好?这是否意味着创业者在起跑线就分出了等级?

孔维扬:我得到了一定的资金支持,但去车库的人也不是零,零的人自己在家捣鼓,天天喝杯咖啡也不便宜。创业是个很大的词汇,比如张兰的儿子也是创业,但他成功的机会是百分之百。对于我们,创业是个试错过程,必须有资本去试错。

《城市画报》:创业者最难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孔维扬:坚持。很多时候不是创业者不想坚持,是坚持不下去,所以资本和团队都很很重要。

《城市画报》:什么样的人适合创业?

孔维扬:这个人不能冲动,如果什么都不知道只是靠听说,就太不靠谱。第二要有一定的资金支持,不能说什么都没有,工作辞了只有两万块钱存款,这在现在这个社会就不是特别靠谱。最后,对创业主题要有一个基本认识,这要有一定的认识才能,还得真正接触过才能知道。

 

《城市画报》问投资经理

赵延:新浪微博基金高级投资经理

《城市画报》:你去过车库咖啡吗?

赵延:去得不少,一个月里大概一到两次,还在那谈过一个项目。

《城市画报》:是个怎样的项目,谈得如何?

赵延:对方是一个基于微博的项目,我是通过微博了解到的。后来知道他在车库咖啡办公,就去谈了谈。当时他们四个人在那办公,感觉他们在车库当时的工作状态不错,彼此也照应帮助,最后没投的原因还是觉得项目不够吸引。感觉他们的办公条件比较艰苦,桌子上东西很多,地上扯着各种电源线,而且毕竟是咖啡馆,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安静。

《城市画报》:创业者对投资人的到来是不是很热情,很期待?

赵延:是挺热情。在车库,投资人很多,有民间的、自己做的,大大小小的投资人都有,去了之后不一定就是谈项目,也可以看看大家在做什么。另外,除了认识创业者之外,投资人之间也需要彼此认识,车库是一个很好的社交场合。

《城市画报》:为什么需要社交?

赵延:如果说看项目,一个月一次足够了,因为这里不会有太多、太新的项目,大部分都看过了。好的被抢走,不好的被沉淀淘汰,很难突然出现让人眼前一亮的项目。所以,去那里其实主要是社交。社交可以让投资人之间彼此认识,在各自擅长的领域内给朋友推荐项目,完成一次过滤,其次,社交帮助投资人和团队的人认识,这很重要。另外,多认识人也可以进行资源重组,比如某个团队不适合创业,但他们可以和另一个团队整合起来,投资人可以帮助他们。

《城市画报》:作为一个投资人,对聚集在这里的早期创业者们有怎样的印象?

赵延:车库是一个挺好的平台,环境、地理位置比其他几家类似的咖啡馆都要差,只是面积稍微大一些,但是这里的创业氛围和知名度更高。比其他几家人气更旺盛一些,原因我也说不上来。对于我们投资人来说,车库是一个社交场所,在这里每天可以认识一些人,这些人和你是同一个圈子的,以后多少会有一些工作关系。至于这里的创业者,看得出来他们比较有个性,比如公告牌里的小广告和招聘启事,措辞很像大学里的公告栏,它们不像行文正式的工作文件,而是热情、有个性。

《城市画报》:你觉得车库咖啡怎么样?

赵延:利益清楚,将创业者和他们的需求结合得很好,它解决的最大问题是:当创业者的团队很小,或者他们没有钱的时候可以有个办公地点。在国外,车库是注册公司的需要,而在中国尤其是北京这种寸土寸金的地方,要想贴近投资人、中关村、人才、高校,大部分早期创业者是租不起房子的。

《城市画报》:有人说“这种方式很难产生好项目,精力应该用在做事而不是泡咖啡馆”,你同意吗?

赵延:车库的创业团队曝光率相对高,这是我担心的。团队在特别早期的时候应该专心做事,我担心很多团队到了车库咖啡之后比较在意自己的曝光率,又看见这里转悠着很多投资人,乐观的估计了自己的创业前景,这可能是个小小的问题。